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大

标题: [ZT]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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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9 05:26
标题: [ZT]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
转自天涯煮酒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9656.shtml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提交日期：2008-5-8 9:03:00

　　
　　
　　还是多余的话
　　
　　场景一，在深圳，日前应酬，与几位同行吃饭聊天。其中一位爷，留洋了不少年，一句话里半数的词语都是英文，满口derivative、hedge funds什么的。听言此人的籍贯是浏阳，于是我问：“你老家的唐才常很有名啊，你知道这位英雄吧？”豚腮鲇唇的哥们，茫然摇头，“不知道……唐才常，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唐笑……那小妹脚功厉害！”说着话，哥们嘴里唰的一声，用手做个飞踹的姿势。
　　
　　场景二，在广州，几年前，曾在酒店读报纸，看到有照片，一个自称爱新觉罗后裔的瘦皮男子，梳着一条满清大辫子，穿正宗马褂，四处招摇游走。而媒体争相煞有兴趣地报道和揣测，他是否是真的清朝皇族……胡汉民让投降旗兵去黄花岗“领饷”的旧事，估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
　　
　　场景三，在北京，临近清明，机场候机，从电视大屏幕上看到，几个讲文化的“德高望重”男女知识分子，分坐泰山风景区，各个都是对襟满装，疙瘩襻旗服。男女“学术”大腕们，穿着这些标示“国学”的戏服，女的松皱面皮上尽涂白脂直到脖根，男的半秃头皮邪搭着抹油染黑长发，摆开架式、口吐白沫，大言清明时节的历史、典籍与人文。这些满服教授们插标卖首的媚俗之态，令人叹之、惜之。
　　
　　场景四，在香港，大王在餐厅吃东西，手捧一本武昌首义资料，深为彭、刘、杨三位烈士的事迹所感动，老泪横流（也可能因为大王更年期提前，读革命史的时候常常像最近电影中刘德华那双发情狗逼一样的眼窝似的总是湿乎乎）……斜对面不远处一对夫妇，男的似胖头鱼，女的似秋刀鱼，互递眼色后，胖头鱼说：“果个大圈仔，好似买不起猪肉食，嚎佐出来，亘好衰样！”（大概此前我用手机电话，用北方普通话讲，故而他认定我是大陆观光客，听不懂白话）
　　
　　场景五，我之好友田颇，春节前接到通知，将要去北京公差一年。想到中午乒乓球缺少一友，很有依依之感。一日喝茶，他问大王：“民国史现在很热，都是讲军阀什么的，中间那截，辛亥革命，一直没有新书。我特别纳闷，为什么袁世凯能‘篡夺’胜利果实呢？黎元洪到底是个厚道人还是刻薄人呢？为什么孙中山周围那么多‘日本友人’，他们为什么同情革命？……”大王闻此，念我与田兄十多年友情，即言：“好吧，为你，大王就写本辛亥革命吧，当是为你饯行！”
　　
　　其实，几年前，民国类书籍大热，书商就希望我写与民国有关的历史。他们说，既然大王能如此熟练地驾驭古汉语资料，对于民国的那些白话资料更能驾轻就熟。
　　
　　所有建议，均被我拒绝，当时我正热衷于唐宋元明清的钻故纸堆，不想赶那趟民国史热潮。而且，几年下来，大王真能坐冷板凳，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写道了清朝的太平天国。
　　
　　但是，为什么大王现在写辛亥革命？
　　
　　在为朋友释疑解惑之余，丑表功地告诉大家，大王还是出于忧虑！
　　（或许是杞人忧天）
　　
　　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敢忘天下！
　　
　　放眼望去，可以发现，充斥我们周遭的，是满清化的奴婢精神，韩棒化的电视鸦片，美化的口腹肠胃，日化的汽车消费以及台化的庸俗势利……扑面而来的一切，让大王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影视剧和阎虫年、三月河那两个老家伙带动的中国满清化现象，感到极大的忧虑。
　　
　　最近几年，国人精神、服装、和影视剧的满清化，无处不在，让人触目惊心。唐才常、史坚如、吴樾、秋瑾、徐锡麟以及所有的辛亥烈士，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肯定痛心疾首――本来阴险刻薄的康熙、乾隆诸帝虏君，被二三处心积虑的教授老混蛋、作家们和张国立们演绎成翩翩潇洒、风趣人情、深仁厚泽的千古帝王。那些被烈士们泼洒热血和青春推翻的觉罗后裔们，纷纷系扎起脑袋上的黄带子，摇晃着长袍马褂从坟墓中爬出。
　　
　　无数大辫子们，在屏幕、现实中到处扬眉吐气。
　　
　　辛亥烈士们，是否会后悔当初的热血泼洒呢？
　　
　　大王本人，绝对不是大汉沙文主义者。由于本人生长于京津地区，我对于现实中的满族人，其实还怀有十足好感――周围那不少朋友是满族人（其实这些人只是户籍意义上的满人，如果不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他们早已经忘掉原有的民族身份），大王不可能装B一样“皇汉”自居。
　　
　　但如今，只要瞧着电视上和街上根本无法躲避的满服（“唐装”）和屏幕上的大辫子，就不能不让人长发叹息：
　　
　　革命胜利这多年，恍惚来到清朝前！
　　
　　观察最近的时局，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那些总把宪政挂在嘴边的“基督徒”们，我很不明白，你MB搞M_Z宪政，干吗要先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他们总是把群众的爱国行动，标以“愤青”、“爱国贼”，等等，似乎只有他们是非常理智的的冷静者，他们总是“不屑”冲动来展现他们的“大仁大智”。其实，此辈不过是势利的、冷淡的看客阶层，他们的腰包虽然不是很鼓，肚子里的番薯屎虽然还没拉干净，但既得利益的谱儿却摆得很足。这些自认为理智 “精英”的鼠辈们，越来越趋向冷漠和反人民。
　　当然，大王本人极其反对动辄去砸堵家乐福那样的傻事，义和团主义，是伪民族主义最大的毒瘤。
　　
　　其实，我们大不可多么在意那些肮脏、懒惰、好出风头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浑身恶臭的法国佬。如果在法国呆过一阵子，你就会知道他们低贱的民族性。进而，对他们那些装B的举动，肯定会不屑地嗤之以逼，而不会那样耿耿于怀。这些妄自尊大的法国傻B们，即使是科西嘉独立，他们也会不少人拿着小旗从家里上街去欢呼，顺便寻找通奸的机会。除了通奸和读报，法国佬还会干什么？（不是大王说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说的。）当然，他们近来更热衷扎堆支持“独立” 的游行。
　　
　　现在，看渐行渐近的最大”面子”奥运会，作为中国人，大王特别特别希望办得好，办得特有面子，办得世界人民都乐呵呵。但是，大王也希望国人理性对待这次“体育”的盛会，希望上面保持平常心对待。在大撒无数金钱之余，如果能把缠在树身上的锦帛，分给穷人们一点点，那样的话，社会一定会更和谐。锱铢取之，泥沙用之，小民何辜！
　　
　　作为研究历史的民间作家中的一员，我特别害怕的是，在开幕式上，那个一向抖落我们中国穷疙瘩阴暗面以取悦老外获取奖项的陕西土逼张艺谋，会再一次让一大群穿旗袍、露大腿、符合洋人们意淫可虐的姑娘们，窑姐一样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可耻地抱着深具弗洛伊德寓意的乐器，张着洋人们喜欢的大红嘴唇子，在大场子里面劈叉撩腿露出意味深长的裤衩一角，在几十亿人面前卖笑。丢脸啊！
　　
　　中国人几十年的对外形象，随之这个张厮以及许多丑化中国形象电影的不断获奖，已经在洋人脑海中定格成打炮的大红灯笼、通奸的染坊、高粱地的野媾以及残刻隐忍的帝王――张厮本人，其实就是老井电影中，他手中端着的那个沉沉的、肮脏的尿壶！
　　
　　可悲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被称为“大师”。而我们如火如荼的群众自发爱国主义，被信洋教的**和“理智人士”，诬称为“民族法西斯主义”。
　　
　　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悲剧―――当那些被奉为“精英”的人群，倨傲地向我们指手画脚，时间久了，狼皮羊尾露馅，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民族的脊梁，而是民族的阑尾！
　　
　　翻身作主了这么多年，在千年盛世的喧嚣声中，我们应该正视许多东西，比如三晋大地的煤窑，东莞的童工，分布在各个城市边缘的“野麦岭”，每一个城市中被脏水污染的河流，拆迁工地上风中摇晃的尸体，千万真正工人阶级下岗妇女的街边大军，日益泛滥的、蚕食我们民族思想阵地的地下教会，很可能透支我们两代人财富的经济繁荣，对我们兄弟姐妹敲骨吸髓式剥削的富士康们，亿万民工兄弟廉价血汗劳动最终变成的输血西方的美元，洋商们在“盛宣怀”们帮助下处心积虑的掠夺性开发与投资，流浪在街头的少年乞丐清秀脸上那哀乞、无助的、畏缩的眼神……――每思及此，大王的心都碎了。
　　
　　我们不希望，在所有畸形大城市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下面，都奔涌着咸泪翻滚的河流。
　　
　　在晴朗的北京的八月（这样的晴朗也是用钱换来的啊），我们看着奥运会上用金钱堆出的选手含泪眼望国旗升起的时候，希望大家仔细品位那句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新世纪，我们并没有身处伊甸园，而是身在一个全球村概念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大王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坚决维护稳定的同时，Z_F一定要对外坚持冷静和强硬，不要为了区区奥运会向**和**妥协。“友邦惊诧”，对于强国外交，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奥运会，是面子，不是软肋。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清楚，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受要挟的。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韬光养晦，不过是弱者的口头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于轻率地和我们这样有核弹的国家摊牌！（如果加上破釜沉舟的决心，中国人其实谁都不怕）
　　
　　至于那些拿美元的阴险**们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西方“M_Z”，我看还是缓行的好。西方人自己都没有真正的M_Z和R_Q，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让那些动辄“宽恕”的假基督徒们闭嘴！
　　
　　中国，我们现在应该最最发扬的，是失却已久的“冉闵人格”。有了这种人格，就没人敢轻视我们。蕞耳小邦的“大人”李光耀，虽然一直亦步亦趋美国人屁股，但他对我们中国人这种“冉闵人格”却极其“警觉”，念念不忘中国人“记仇”――正是大王这种人的存在，才能让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那种久违了的、有仇必报的 “冉闵人格”。
　　我就知道，大王话音未落，马上会有受洋教洗脑的汉族败类冲上来，骂我歌颂“屠夫”。
　　
　　曹你码！大剧院天天有穿长袍的胖子用蒙古长调歌颂“伟大的成吉思汗”，没看你们哪个宵小敢说他是屠夫。
　　
　　屠杀七千万人是“伟大”，消灭二十万欺凌杀害汉人的羯奴就是“屠夫”？
　　
　　“冉闵人格”，能让我们汉人拾回丧失久远的血性！
　　
　　“冉闵人格”，能让觊觎、歧视中国的蛮夷内心颤抖！
　　
　　“冉闵人格”，能让一向被**、**丑类眼中待宰羔羊般的大汉子孙，会忽然爆发：回思西藏那一幕，几个**份子死命用刀具、棍棒抽打一个骑摩托车的汉人的时候。如果倒地者有这种蕴藏在汉人血液深处的人格，他很可能不顾流血的头颅，掏出打火机，点燃洒在地上的汽油，抱着与汝偕亡的决心，让**丑类仓惶而去……
　　
　　中华文明，如果我们摆脱“酱缸文化”的自卑，深入钩沉，我们能够发现，古代哲人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正气昂扬，早已经超越所谓的“M_Z”、“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足够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在连“驱除鞑虏”四个字都可能要被网站屏蔽的时候，回思近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3年，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的时候，受到阴险日本人与狡诈的阳痿伪帝溥仪设套的礼仪侮辱。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谁让你本人也是“合作者”呢）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Z_F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我想，汪精卫的游魂，如果通过时空隧道来到现在，可能，这个风仪秀美的美男子，还会悲怆地又一次提出――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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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9 05:27
　　《铁血华年――辛亥革命那一枪》目录
　　
　　序言： 早产的革命
　　
　　1.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2.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3.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4.夕阳回射照龙旗
　　—— “君主立宪”：满清Z_F最后的稻草
　　
　　5.天下未乱蜀先乱
　　——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6.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的精彩华章
　　
　　7.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革命长镜头
　　
　　8.天降大任于斯人
　　——---袁世凯出山
　　
　　9．过把瘾就走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Z_F”
　　
　　10.百劫山河乱愁迭
　　―――满清覆亡及辛亥诸人的惨淡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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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9 05:27
　　
　　
　　
　　序言 早产的革命
　　
　　言及武昌首义引发的辛亥革命，我们被教科书简单化的当代人的脑子里面，对此立刻涌出太多的疑问：
　　
　　在1911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标签式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旧M_Z主义革命”吗？
　　
　　领导和参加起义的那些革命者们，清朝的新军军官、士兵、高级官吏、会党、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装集团的头子们，都属于资产阶级吗？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为什么不能同现在中亚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青年汪精卫，为什么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从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勇气，去刺杀虏王载沣？
　　
　　一生戎马倥偬、反**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 “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满清残酷压迫汉人二百六十多年，亡于寡妇孤儿之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袁世凯的“逼宫”深恶痛绝？我们的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呢？
　　
　　在爱国和“卖国”之间，孙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条底线？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
　　
　　为什么在湖北？为什么是清朝新军？为什么一场谣言所引发的士兵革命，是一个包含着极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
　　
　　太多太多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M_Z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藏满清260多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和M_Z主义的感召下，那么多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
　　
　　武昌起义，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军事、政治试验，它催生了中国人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无量金钱无量血，最终换取这个结果，都是值得的。
　　
　　这场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以其超乎预料的辐射作用，颠覆了满清王朝二百多年残暴的统治。
　　
　　从革命性质来看，它确实是一场以民族革命为现实基础的伟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义的仁人勇士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使得他们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满清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Z_F，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十九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二十世纪前五十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就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满清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2008-5-8
　　Email: hlbbd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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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9 05:28
　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的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浑身上下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满清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然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客骚人。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满清Z_F，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乘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向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大多数清末每个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
　　
　　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诀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满清Z_F负屈负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满清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Z_F陆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懑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冀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叛。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仰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已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苍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苍惶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满清Z_F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末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寇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并辟子（并辟二字都加三点水）”。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慨。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此名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帅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拨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Z_F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拨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介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M_Z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膀臂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之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辛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能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辩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满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名君”。与此同时，反满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已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由于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唐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后，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其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地“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满清中央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显然，这种会党纸币，比日后红军反围剿时期的“纸钱”好用得多。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唐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满清Z_F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苍惶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创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名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唐、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 “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自相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油子，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数字理论上），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错了30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思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被窝，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团、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
　　
　　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
　　
　　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30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到“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150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吗？
　　
　　造反，不是演唱会。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这块老姜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老油子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佬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这些利益至上的洋人，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头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Z_F。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Z_F，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满清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老张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他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份。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作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
　　
　　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上（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的“犯人”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滑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萌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满清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
　　
　　“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鉴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为恐夜长梦多，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 “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冒险想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此人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Z_F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它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满清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大好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唐才常大英雄，让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1893－1935），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Z_F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日本在摸清**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1.28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Z_F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仪仗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
　　
　　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唐才常定不饶过如此孽子，尤其对日后唐氏成为汉奸世家会更发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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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9 05:29
　　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非隆隆炸弹，不是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是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杨毓麟（1872～1911）的振臂高言。1902年，他在《新湖南》杂志中发表文章，反复呼吁国人，对清朝的反动官吏，应该采取激烈的肉体消灭手段。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在日学生、侨胞爱国热情澎湃。随之，由于“拒俄义勇队”收到日方压制，爱国者们就把组织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团体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手段方面，他们明明白白排列如下三种：
　　
　　鼓吹，起义，暗杀。
　　
　　清末暗杀之风，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1903—1904年。由于拒俄运动的兴起，在日留学生的暗杀风潮兴起，《苏报》、《浙江湖》、《女子世界》等刊物雨后春笋，无不鼓吹暗杀。其中最有名的文章，当属《中国白话报》上以“无名道人”为笔名发表的《论刺客的教育》。在这种暗杀主义的鼓动下，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统称“甲辰三暗杀案”），加上稍后的吴樾炸五大臣，一时间暗杀理论成实际，蔚然风起。
　　
　　暗杀的第二次高潮，为1907—1908年。由于同盟会丁未、戊申几次起义的失败，党人冀图以暗杀手段来振奋同志精神，鼓舞革命气志。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潮，加上欧美各国革命史上的暗杀事例，刺激、吸引了大批党人把理论诉诸于行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1904年春刊的增刊号，刊载了烈士吴樾的《暗杀》时代。在这本系统介绍暗杀目的、手段、志向的文章里，文笔淋漓，反满鲜明，而作者吴樾本人又亲携炸弹舍身殉义，故而在当时造成非常广泛、强烈的影响。
　　
　　在老一批同盟会中，都把暴动和暗杀，列为革命必备的两种方法。
　　蔡元培、吴樾、宋教仁，包括孙中山（惠州起义前他亲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无不如此。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首脑级人物，也几次想亲自去施行暗杀，最终皆为手下所阻而已。
　　
　　黄兴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老同盟会员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Z_F，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炸弹、手枪、匕首，种种强力而导致的对满清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第四可促进社会“进化”。
　　
　　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Z_F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引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终极目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中国二十世纪的暗杀风潮，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革命先行者们，一直试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他们研究过后，总结出一条规律：
　　
　　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所以，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秋瑾二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推击暴秦！
　　
　　当时，著名的“暗杀团”，大概有七、八个：军国民教育会所属的暗杀团（黄兴等），上海暗杀团（光复会，蔡元培等），北京暗杀团（吴樾等），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等），支那暗杀团（刘思复等），成记洋货店（李应生等），以及京津同盟会（汪精卫等）以及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等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虽然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十分巨大。
　　
　　有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简单地把暗杀活动归结为武装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的发泄或是革命“走捷径”的侥幸，实缺公允。
　　
　　暗杀，是革命党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唤醒国人迷梦、清除元凶巨憝的有目的活动。
　　
　　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探其究竟。
　　
　　
　　
　　大好头颅何轻掷——为什么辛亥革命时间暗杀多
　　
　　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非可和一般人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 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Z_F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满清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Z_F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Z_F”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Z_F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唯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已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
　　
　　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讲法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渡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
　　
　　万法惟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他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麻醉剂，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
　　
　　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巨大。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满清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满清宗贵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各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满清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
　　
　　“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
　　
　　毋需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乃几个满清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事。
　　
　　更天真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以来，几乎是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使得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
　　
　　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Z_F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死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者所言最为恰允：
　　
　　“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本来有秋瑾和汪精卫。但汪精卫情况特殊，单列一传；秋瑾非暗杀行动英雄，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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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kko    时间: 2008-5-9 15:22
看头几个不知道啥意思。。。晕了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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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02
　第三章：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架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呜啸声，房屋被炸中后的碎片飞掷声，哭爹喊娘的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后，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壕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地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
　　
　　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最光辉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韶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当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Z_F正式规定5月4日为“青年节”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天还是汪精卫的生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富强救国之策。
　　
　　年甫21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当年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要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 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意义。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淑（王字边），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所以，经书儒典，成为童幼年的汪精卫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淑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十三岁时，汪淑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辞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仅仅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激酿成他反满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个人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满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满清帝王“君臣之义”的留恋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生命中终生难忘的、最重要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M_Z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由于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他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青年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扬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女娲，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日日不绝，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所以，国人有“精卫填海”之说，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在菊花时所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满清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汪精卫当时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满洲清Z_F，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杂税盛行，纷乱如丝，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Z_F，异族专制Z_F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Z_F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州Z_F，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三M_Z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年《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满清Z_F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满清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州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Z_F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仍旧没有丝毫褪色。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呈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Z_F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惟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Z_F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Z_F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
　　
　　“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满清Z_F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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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04
　惟有实践出真知——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满清Z_F的交涉，日本Z_F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Z_F秘密赠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两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火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燃烧着他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青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
　　
　　“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雅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最相交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
　　
　　“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癫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见，这个节目，定可令国人亿众皆伫立，日韩以外尽欢呼。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满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M_Z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二十世纪初叶的英杜以及美菲之战，都属于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臂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Z_F）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此人果真是“环肥燕瘦”，少女时代就胖嘟嘟。与日后她受审时的大肉包子脸相比，当时少艾时代的陈璧君，脸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受洗脑，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
　　时年24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他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卫，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国共阵营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帅哥美男身边，总伴八怪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
　　
　　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他父亲退回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气——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疯！
　　
　　
　　
　　拼却头颅刺虏酋——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道北京去刺杀满清大酋。
　　
　　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倾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已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满清高官。
　　
　　想近二十年前，吾儿开希、柴凌等人，口中高喊“M_Z”，满怀阴险地撺掇同学们“给我上”，他们本人却龟缩后退，最终目的不过跑去西洋作洋狗而已。这些人的喊打喊杀，无非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出国迷心态。
　　
　　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R_Q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
　　
　　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得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辩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当时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Z_F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惟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门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木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满清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胖姑娘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
　　
　　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
　　
　　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
　　
　　唏唏嗦嗦间，深更半夜的，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小脑袋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跪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Z_F巡更人，而是个新近戴了绿帽的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汉子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 “奸夫淫妇”没找到，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Z_F“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过来看，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日本“专家”猪脸抖动，仁丹胡猛翘，比划着说：“这个，威力大大的！爆炸，两三里地的东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清Z_F私下忙得欢，市面却很平静。
　　
　　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呆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补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顺藤好摸瓜。知道了定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
　　
　　衙役们不闲着，翻蹄亮掌，提枪抡棒，很快就一举端掉了“写真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
　　
　　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使得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虽然他自己身为满清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满清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44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27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
　　
　　“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M_Z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辱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时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满清Z_F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满清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非常应该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个。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Z_F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
　　
　　小伙子在狱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已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彰明自己的清白，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钱、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回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
　　
　　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大炮对于国内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Z_F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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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13
　血泪已枯心尚赤——多余的感怀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出狱，担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多日内一直为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实现共和而往来奔走。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总统之时，他苦口婆心，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免蹈太平天国那自相残杀之覆辙（这日后也成为其一大罪状）。当是时也，汪精卫完全出于公心。因为，几乎谁都明白，依时依势，那时的中国，惟有袁世凯一人能有最大的可能和能力去结束千年帝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甫三十的汪精卫，依照其人望和资历，在北京弄个部级官员轻而易举。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潇洒退出官场。为了深造，他西去欧洲，到法国进修宪政学问。
　　
　　观国民党及革命军高层，所谓功成身退者，当时惟孙中山与汪精卫二人。前者是被迫，后者则完全出于自愿。
　　
　　彼时之汪精卫，是拥有无上清廉高尚人格的、万众瞩目的青年伟人。
　　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为这位“国父”起草遗嘱的“笔记者”，仍旧是追随他左右多年的最得力之人汪精卫。
　　
　　往后再推，即使到了1927年蒋介石“4.12”清党**之时，汪精卫仍旧坚持容共拥共，高呼“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他还公开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不久，一封共产国际发给武汉中共组织的密令，让汪精卫顿然变脸。因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内容：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内部瓦解颠覆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处决“F_G_M”军官……
　　
　　由此，汪精卫忽然大变，由容共拥共，变成坚决的**。
　　
　　1939年，M_Z_D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为题的讲话，依旧肯定地说：“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
　　
　　日后，汪精卫作为“汉奸”的内中原由，太过复杂，本文不想展开剥茧其中隐衷，也没有替他翻案的意思。读者可以找他临终前写好的《最后之心情》（也有说他与日本合作后提前写好），仔细参看，自下结论可耳。
　　
　　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1943年，滞血中年汪精卫到伪满洲国的伪郡（长春）去拜见载沣的儿子、“康德”皇帝溥仪。
　　历史，充满了荒诞戏剧家都无法想到也难以表现的纯黑色幽默。
　　汪精卫刺摄政王时，溥仪年仅4岁，估计他当时并不知道“汪精卫”为何人。随着年龄渐长，这个废帝肯定会对‘汪精卫’三个字渐有如雷贯耳之感。
　　
　　但是，当年的袖剑英雄奇男子，一朝沦为日本人所扶植的伪Z_F首脑，或许在同为傀儡的溥仪心中，汪精卫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一傀儡见一傀儡，着实让人在可笑之余，生出几分凄怆之感。
　　
　　为了按日本人要求，表现出南北呼应的“大共荣圈”团结戏，土肥原贤二安排汪精卫和溥仪会面。
　　
　　想当初，溥仪初为日本人扶上伪帝宝座时，时为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大声痛斥：“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他的名义是‘执政’还是‘皇帝’，都不能改变他傀儡的本质！”
　　
　　十年之后，五十步笑百步，汪精卫一记耳光，似乎狠狠打回在自己的脸上。
　　
　　汪精卫坚持“人格”，非要以宾主相抗的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会见溥仪；而肉傀儡溥仪呢，则在日本人教唆下想以前朝帝王之礼“接见”汪精卫。
　　
　　争执一番，日本人和稀泥，表示让二人以“西礼”相见。
　　
　　甫进“皇宫”，溥仪倨立于大殿的上方，看见这位伪君，汪精卫入门后微笑示意。
　　
　　汪精卫未及站定，溥仪侍从官猛然高喊“一鞠躬”。猝不及防，汪精卫的微笑凝固在脸上，只得跟从礼仪官的喊声，一次一次行三鞠躬礼。
　　
　　厚厚猪肠嘴的康德伪帝眼镜片后的金鱼眼，闪过一丝诡谲的微笑，他自得地注视“汪总裁”向自己低头致敬……
　　
　　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由彼及已，汪精卫越想越气短。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北京汉奸Z_F主持）。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Z_F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
　　
　　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
　　
　　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真所谓：“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陈寅恪）
　　
　　汪精卫的红颜知已陈璧君，一生追随在他左右，不离不弃。抗战胜利后，她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依旧被押。
　　
　　由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与汪氏夫妇有多年之谊，曾向M_Z_X、周总理进言，劝说释放她。
　　
　　M_Z_X当时同意，但前提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从前的汉奸卖国行为。
　　
　　陈璧君“顽冥不化”，坚决拒绝继续“抹黑”已经死去的、她终生挚爱的夫君，宁可继续坐牢。
　　
　　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诋毁自己深爱了一世的夫君。而与她同狱的尿壶“皇帝”溥仪，却因为表现良好，被特赦出狱。
　　
　　我们抛开政治伦理不谈，汪陈二人如此牢不可破的铸情，古今罕匹。
　　乱离动荡岁月，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夫妻之间，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互相揭发，互相监视，互相漠视，甚至是“文革”时代的相互落井下石。
　　
　　但是，汪、陈之情，生生世世，一如水清。
　　
　　汪精卫一生所作诗文颇多，笔者摘其青壮年时代诗歌二首，以彰其当时慷慨报国之情：
　　
　　
　　其一：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
　　 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
　　 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其二：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锜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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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14
　第四章：　夕阳回射照龙旗
　　—— “君主立宪”：满清Z_F最后的稻草
　　
　　
　　在满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
　　
　　发昏抵不了死。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端方的迫切——满清权贵心目中的“立宪
　　
　　作为正白旗出身的满洲权贵端方，只活了五十岁。知天命之年，他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救国救大清太心切，最终，造成了他本人和弟弟在四川“非正常死亡”。乱兵大刀交剁下，结束了这位金石大家、改革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托忒克氏，乃纯正的满人。年青时代，他就以才名广为人所知。与荣庆、那桐同并称为北京旗人的“三才子”。1822年，端方中举。甲午战争后，他积极介入维新运动，曾主管过“农工商局”（“百日维新”中的一个短命衙门）。戊戌变法失败，由于与维新党人同志同心，他差点牵连得罪。
　　好在端方是旗人，与荣禄、李莲英关系都不错，侥幸躲过一劫。稍后，他得任陕西按察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
　　
　　八国联军入寇之时，端方通时变，在陕西宣布加入“东南互保”。一俟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他又以“纯臣”面目出现，小心护驾，万般忠谨，从此深得慈禧信任，踏上了仕宦的坦途。
　　
　　清末，旗人百官中，多纨绔无学之人。而端方思虑愁长，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1901年起，他分别担任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等要职，其间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相介应，大办学堂，鼓励留学生出国，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
　　
　　1905年秋，他又与张、袁二人以及各省督抚一道联名上疏，奏停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
　　
　　郑孝胥曾经这样评价当时大员：“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可见，诸位当朝能臣中，时人对他评价之高。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1905年，清廷号称要“预备立宪”，准备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预备立宪”之肇始，与端方大有关系。
　　
　　日俄战争后，痛感中国局势之危，端方在北京面见慈禧时，恳求老妇人在国内实行进一步的宪政“改革”。
　　
　　此时的慈禧，已详知端方从前与戊戌派关系亲密的经历，就随口漫应：“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
　　
　　“还有一事，尚未立宪。”端方答言。
　　
　　慈禧面无表情。“立宪又能如何？”
　　
　　“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听端方如此说，老妇人慈禧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今儿个才听说，还有人给皇上加个世袭罔替的帽子……”
　　
　　毕竟知道旗人端方为大清局势操心，慈禧下旨，准许五大臣出国考察。
　　
　　考察一开始就不顺利，革命志士吴樾一颗炸弹，差点在出洋前就把五大臣都弄上天去见耶酥。迟了一个月，端方等五人才真正踏上出洋的行程。
　　
　　这次公费考察，绝非时下大员们的花公款旅游。八个月下来，端方等五人在欧美诸国一一观览。
　　
　　西洋人的国富民安以及政治经济制度，让这几个满大人真正睁眼看到了世界。
　　
　　眼花缭乱之际，端方心神稍稳，就下定一个决心和坚定的理念：“立宪政体，几遍全球。大势所趋，非此不能立国。”
　　
　　回国后，端方奋笔疾书，写下数份言辞恳切的奏折，请慈禧准许立宪。其中最重要的三份如下：
　　
　　《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陈述立宪必要性，建议预备立宪；《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提出八项政改方案，包括内阁制、司法独立等；《请平满汉畛域密折》，指出满汉之间矛盾的潜在危险，建议任官不再分满汉，裁撤各省驻防旗营。
　　
　　作为立宪派魁首，端方的思想，可谓是清Z_F预备立宪的理论来源，其主要要旨如下：
　　
　　首先，端方认为，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数十年中，中国积弱，与洋人数战，莫不丧师偿金，割地求和。洋务派求强求富，结果却恰恰相反――求强反而益弱，求富反而益贫。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清朝的政治体制大不完善。（我们现在的历史书，在回顾“洋务运动”的时候，常说他们“变器不变道”。其实，在一百年前，端方端大人对此已经有深刻认识。）
　　
　　端方痛心疾首道，为什么专制国家行不通呢？因为它任人不任法。无法可依，官吏可唯所欲为，人民受欺压，必定怨恨官吏，最终仇恨导向君主。
　　
　　君位不安，国家必定不稳。如果能实行立宪，任法不任人，官吏都要依法办事，内政可致修明。倘若官吏不肖，自可依照众议，更换大臣，而君主的尊位，却无人能动摇。
　　
　　君安，国必安。从实用主义出发，端方以日俄战争日本胜利为例子，说明了立宪强国的根本所在。
　　
　　当然，端方不可能从民权和权力制衡的深度品评立宪，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贵族出身的局限，使他只能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谈问题。
　　
　　他指出，在古代，各国不相往来，国穷兵弱，还没什么大的危机。当今世界，列强林立，即使我们不与人争，别人也要来此殖民、争地、求利、掠夺。中国泱泱，乃广受外洋垂涎之地，所以，朝廷一定要借立宪而求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端方认为，朝廷应该频布《宪法》（他与梁启超的国民公议《宪法》不一样，是要求“钦定”《宪法》），而且要能做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当然了，端方虽然天天把孟德斯鸠挂在嘴边，他在推出“三权”后，却一直强调“不可侵犯的君主”的重要性。为了让太后安心，他总是强调皇帝应该作为终裁，皇权可以调停一切，裁决一切。也就是说，皇帝高于人民，行政高于议会和司法。这种思想，仍旧带有中国自古以来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其次，端方力推“责任内阁制”。也就是说，宪法中规定，君主实际责任，首相和大臣代替君主为国事负全责。首相和内阁，皆由皇帝任命，负责实际政务，所以，要裁撤军机处。
　　
　　内阁设立后，对朝廷会有两大好处。第一，由于皇帝不负实际责任，国事搞不好，人民不会怨毒皇帝，到时只不过换易内阁成员，皇帝的地位和威望丝毫不变。第二，内阁责任明确，有职有权，行政效率可大大提高。
　　
　　为了怕惹起慈禧猜疑，内阁制可能引起的另一面，端方没有明讲：内阁和议会，其实可以借口说皇帝意旨不正确，拖延甚至抵制上命。由此发展下去，君主可能变成被架空的“虚君”。
　　
　　在指出上述两大条“立宪”的宗旨后，端方深思熟虑地认为，在中国，马上实行立宪，时机还不成熟。
　　
　　他认为，中国业已施行的数千年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差甚巨，人民根本无法习惯忽然实行的宪政。所以，端方主张要仿效日本，以15至20年为期，先预备立宪，逐次设立内阁，然后一步步推行新政，最后才召集议会。
　　
　　摹仿德国、日本，就是要实施“二元君主制”，从“阶级”划分上讲，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要与“封建阶级”分享权力。这个步子如果迈得好，确实可以达成一定的妥协，使一国政治趋向稳定和平衡。
　　端方的思路和设计，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和稳妥。二元君主制，虽不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毕竟可以成为一种平稳的过渡。如果矛盾在过渡中逐渐消融，国家的富强过程，可能就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流血。
　　
　　在满清最后挣扎的十年间，外面，帝国列强步步逼近；内里，革命风潮迭连涌现。
　　
　　立宪求变，正是清廷想要消弭内忧外患的大“奇方”。
　　
　　作为朝廷里面的“明白人”，端方一直致力研究各国列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让这位满大人大受刺激——小小日本能一举击败老大帝国沙俄，这不就是立宪战胜专制吗？
　　
　　如果中国立宪成功，自可强国御侮，自可踵随日本之路，走向繁荣和富强。
　　
　　“极左”时期的研究者，总爱讲满清鼓吹“立宪”是什么“取悦”帝国主义。这完全是出于“阶级分析”的一隅偏见。
　　
　　实行立宪，无论是端方还是康梁，基本上都是出于爱国的目的，他们当时根本没有让洋大人进来“抄底”的意思。
　　
　　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掌管中国税务的英国人赫德年老退休之际，正是端方上密折，要求清廷趁机收回关税主权和邮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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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15
　满汉畛域——不能回避的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靠枪靠马靠杀人建立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沿续下来，一直到清末――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作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Z_F包办。
　　
　　自清初到清中叶，军事压力强大，“盛世”呼声高，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的政策习以为常，没多少人出来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也常常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徒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的愤懑情绪爆胀。汉人对满人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
　　
　　时至彼时，清廷光靠镇压，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Z_F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
　　
　　“……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惟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惟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端方奏折》）
　　
　　对于满清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泯畛域的力度更大。
　　
　　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36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Z_F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
　　
　　如此巨款，哪里去找。
　　
　　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
　　
　　泯除满汉矛盾的有些举措，最终更致猜疑。
　　
　　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J_C。这些人在军中或J_C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
　　
　　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无可了有，不可有了无。这种工作最难办，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满清后院起火。
　　
　　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它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解放初期，旗人仍是Z_F一大心病，不少人依靠救济为生。
　　
　　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Z_F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1907 年，军机大臣及尚书中，汉人7人，满人11人）。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9人，汉人仅4人，其中皇族竟占5人，故被时人讥为是“皇族内阁”。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端方一直忧心忡忡。作为新洋务派官员，他很想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
　　
　　武昌一声枪响，一切都要改变了。
　　
　　
　　
　　又一批人的利益受损——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清末的咨议局，全称“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推举议员代表，加上部分资政院议员，组成这种类似临时议会的地方机构。
　　
　　咨议局形成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期间，虽然不算是政党，但其中人物多是开明绅士，所起作用十分巨大。议员当中，很少有张茵那种女富豪的要减免妇人税款的“很傻很天真”和穆麒茹那种把钉子户当成房价上涨因素的“很坏很暴力”。
　　
　　1910年8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转年5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会议，联合会明白表示反对皇族内阁，同情保路运动，所以影响最大。
　　
　　之所以能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原因在于民选议员们要求全国范围的联合，推动朝廷宪政改革。清廷罔顾民意，一再拒绝早开国会，只以大半为“钦定”的资政院来敷衍。
　　
　　这个资政院，并不具备国会职能，连它的议长也是朝廷任命，不是经选举产生。
　　
　　不顾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清廷在拖延的同时，下狠手镇压奉天、直隶等地的学生请愿活动，当然还没到打死人的地步，但他们对和平情愿活动一直竭力压制，甚至把天津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押往新疆谴戍（劳改）。
　　
　　当时，清朝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英国人在汉口开枪杀人，进占云南片马地区；俄国人提出新的不平等条款，武力威胁；清Z_F即将向英、法、德、美四国大举借债，监督和管理这些事情，急需有人负责；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史才刺杀后，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全国震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廷不思自悔振奋，反而提出两大不得人心的举措：
　　
　　第一，鼓捣出“皇族内阁”；第二，宣布将原来绅民集股兴办的铁路收归“国有”。
　　
　　由此一来，咨议局的第二次会议尤为重要。
　　
　　咨议局联合会共召开20多次会议，代表本地咨议局以及商团，希望清廷尽快意宪，撤消皇族内阁，改善不良政治现状。同时，联合会发布报告书，认定当时清廷所要施行的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等等，均是“亡国政策”。
　　
　　这些有识之士，向清廷强烈呼吁，不要断绝人民最后的希望。
　　
　　清廷对此不予理会，反而发布“上谕”，斥责议员们“嚣张生事”，威胁他们不得“率行干请”。
　　
　　悲愤失望之余，各省议员散去。回到地方后，他们心态大变，一改昔日为立宪奔走呼号以避免革命之所为，掀唇鼓舌，大谈人心思变，内心中无时不刻准备着清Z_F的垮台。
　　
　　作为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如此激进，清廷显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除各省咨议局以外，各省督抚也逐渐对清廷丧失了信心。
　　
　　191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在北京发起过三次请愿活动，恳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皆被拒绝。
　　
　　清廷的借口是：国民开化程度不足，“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不可随意更改。
　　
　　到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的时候，各省督抚都看不下去，联衔奏请，希望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
　　
　　看到这么多督抚大员站到了立宪派一边，清廷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对外宣称把预备立宪由九年缩短为三年。
　　
　　1910年10月25日，湖广总督瑞澂、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红羲、黑抚周树模、晋抚丁宝铨、苏抚程德全、湘抚杨文鼎、黔抚庞鸿书以及伊犁将军广福等人，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并申请转年召开国会。
　　
　　立宪派见有各省督抚支持，热情更加高昂，认定清廷一定会答应所求。
　　
　　时为“太上皇”的摄政王载沣，自以为乾纲独揽，根本不愿向国人“示弱”。在作出了有限的缩短立宪预备期的姿态后，他发布“上谕”，只提组织“内阁”的事情，全然不理会督抚们所请求的“责任内阁”之事。
　　
　　在“上谕”中，载沣笔锋一转，指斥各地督抚在当地没有把宪政筹备工作作好，力加申斥。最后，“上谕”明白表示：“此经缩短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这样一来，朝廷就不再给督抚们留有商议的余地。
　　
　　捧读如此“上谕”，各地满汉督抚们由失望而气愤，由尽职而“疏乎”，对清廷产生出绝望情绪。许多督抚纷纷请辞，惹得清廷大加恼火，下旨训斥。
　　
　　摄政王载沣上台以来，一直加强中央集权，即使是搞立宪，目的也是要加强皇权。
　　
　　慈禧老妇人，掌枢机几十年，老谋深算，也不敢轻易动摇地方督抚的权限。载沣如此毛嫩，上来就和督抚们过不去。他抓军权，抢财权，最后连各省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大寒地方诸侯之心。
　　
　　在削夺地方大员权力的同时，清廷百上加斤，加重了地方督抚的责任，一切坏事物都往他们头上推，让大员们无所适从之余，怨气满胸。
　　
　　日俄战争的结果，更使得包括各地督抚在内的“有识之士”对立宪强国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清廷逆势而为，大加遏阻，最终使得这些人尽数对满清高层灰心。
　　
　　日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各地一倡百应。清廷那些握兵有钱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骑墙观望，有人甚至很快就表示脱离清廷。他们的袖手旁观，客观上加速了满清王朝的覆亡。
　　
　　确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士绅阶层和清廷地方大员们，都很想跟随世界潮流。
　　
　　纵观世界各国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过程中，从上层发起的近代化运动，非常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举措，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土耳其与埃及的改革，等等，都是由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阶层，从切身利益出发，顺应生产方式的改变，渐行渐近，有可能实现不留血的革命。
　　
　　可见，大势之下，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如果稍有明智的念头，就应该顺势而为。
　　
　　
　　谁阻挡历史潮流，谁肯定就会为历史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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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2 03:15
　没有“回光返照”经历的死亡——清廷“立宪”的最终失败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端方。追溯历史，从某个具体的个人分析，有时候更能从深层、感性地了解宪政失败的原因。
　　
　　在五大臣回国之初的1906年（当时其实只回来四大臣，其中的李盛铎被任命为比利时大使），一同奏请立宪，遭到了当权派的几乎一致反对，其中尤以铁良最激烈，大学士孙家鼎、军机大臣荣庆也加入其中。
　　
　　铁良当时任军机大臣，曾在日本考察过近一年时间。他认为，朝廷当务之急是练新军。只要有一支精壮军队，自然可以镇压国内任何反满风潮。由于他本人与端方、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更特别阻挠立宪。
　　
　　这二拨意见不和的人，在朝中剑拨弩张，争得很激烈。1906年8月的廷臣会议上，铁良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连慈禧本人也感左右为难。
　　
　　双方都很会耍嘴皮子，讲的都有道理。一碗水，一时还真端不平。
　　最后，老奸巨滑的慈禧惯于和稀泥，她既不主张立宪，也不马上否定立宪，只在9月1日宣布“仿行宪政”，拿国事过起家家来。
　　
　　对此，端方等人还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要首先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其实是在为立宪作准备。端方提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部尚书等组成内阁。
　　
　　依据这样的架构，内阁阁议后，大政上奏皇帝。皇帝的上谕，要经总理大臣及其他重要阁员副署，方才生效。
　　
　　一如常态，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遭受巨大的反对力量。在清末，立宪尤甚。
　　
　　不仅铁良等人死命反对，内阁学士文海、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赵炳麟纷纷上奏加以激烈反对，弹劾立宪之举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
　　
　　最要紧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表面上中立，暗中上密折，向慈禧进言，说端方、袁世凯等人鼓吹的内阁制，最后会削弱太后的权力。
　　老妇人悚然生出警惕。
　　
　　由此一来，不仅立宪没有立成，最后害得端方到外地去当两广总督。袁世凯也倒霉，被明升暗降，军权基本拱手让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几位支持立宪的官员，如载泽、善耆等人，均被投闲置散。
　　
　　官场恶斗，一方的退却，绝不意味着即时的善罢干休。
　　
　　端方、袁世凯以及他们的老靠山庆王奕劻，最后把毒火都倾注在背后说坏话的瞿鸿禨身上。
　　
　　奕劻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为人贪墨，老瞿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更重要的是，瞿鸿禨极其保守守旧，与新洋务派人士一直不和。他知道自己被庆王等人“惦记”，就努力在朝中寻找盟友，于是就和先前在庚子护驾“有功”的、现刚刚进京升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结成一派，明里暗里，与端方、庆王、袁世凯等人死命较劲。
　　
　　思来想去，为了解恨，端方、袁世凯等人让线上的上海道台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递密件给慈禧。
　　
　　老妇人当然不懂相片合成的原理，见到照片后，她嗷地一声立起，把手中茶杯摔个粉碎。要知道，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慈禧恨之入骨。
　　
　　结果自不待言，岑春煊在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他勉强出京，总想两广之地有大银子捞，稍感宽慰。仅仅过了两天，走到半道，他的两广总督职位又被下旨免掉。
　　
　　乍寒乍暖，着实让岑春煊郁闷。他根本想不到，上海照相馆的哪个师傅一盆洗印水，能害他到如此地步。
　　
　　没多久，瞿鸿禨也被罢免，罪名是“暗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
　　
　　原来，庆王奕劻暗中派人弹劾他，慈禧也察觉瞿鸿禨与岑春煊二人结派，还怀疑他曾把自己要罢免庆王的消息泄露给英国报纸。新老帐一起算，懿旨一出，把老瞿逐出朝廷。
　　
　　岑、瞿两名大员被罢，即清末名闻一时的“丁未政潮”。究其起因，源于端方、袁世凯等人的立宪主张。
　　
　　慈禧老妇人，政治驾驭手段，在她晚年已经臻于炉火纯黑之境。罢免瞿鸿禨后，她当然不能坐视庆王奕劻在军机处独大，就派自己的外甥兼干女婿（载沣之妻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女）醇庆王载沣入值军机处，形成了新的派系牵制。然后，她下令把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个人一起内调为军机大臣。
　　
　　袁、张二人虽都属改革派，之间也有矛盾。如此，满满牵制，汉汉掣肘，作为促裁者的慈禧老妇人，自可安坐高位。
　　
　　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虽然有摩擦，在立宪大政上意见出奇一致。此二人入军机，反而使立宪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1907年8月，在端方等人请求下，清廷下令编纂《帝国宪法》。不久，颁发上谕，筹备资政院。到年底，又令各省筹议设立咨议局。
　　表面看上去，立宪之事大有眉目，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近。
　　
　　人算不如天算！
　　
　　
　　1908年岁末，光绪、慈禧二人两天内相继死去，老大帝国，至此风云突变。
　　
　　老妇人和傀儡皇帝刚死，朝中大权，一时间皆落于摄政王载沣之手，而载泽、载涛、载洵、善耆、毓朗这些满族少壮派亲贵，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以载沣为“核心”的摄政王领导集团。
　　
　　这些人，当然要排斥奕劻、袁世凯、端方一系的实力派。
　　
　　吠吠声中，袁世凯被参罢。张之洞病死后，端方也被顽固派罢免。端方被罢的理由，现在听上去特好笑——慈禧葬礼上，他允许天津一家照相馆前去照相；另外一个罪名，是他派人在墓地风水墙上架设电线照明。本来合情合理的事，被载沣等人派御史弹劾为“大不敬”及“贪横凡十罪”，罢掉了刚作了半年多的直隶总督一职。庆亲王奕劻的官帽虽未被动，但已经被架空。
　　
　　如此，立宪派树未倒，猢狲已散。满清新洋务派们最后新政改革的努力，至此云灭烟消。
　　
　　载沣上台后，对立宪之事丝毫不感兴趣，只想着抓军权。他受德皇威廉的影响，派自己几个弟弟分别进入各个军事要害部门，并让铁良、毓朗等人抓紧训练清一色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载沣很天真，以为从此就可以“大清永固”。
　　
　　少壮派中，从前倾向立宪的载泽等少数人，也忙于抓权弄柄，不再想其它。
　　
　　所以，慈禧死后的满清中央政权，不仅没有呈现开明之态，反而日趋保守。
　　
　　当权派极端反对立宪等变法，并把变法比喻为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他们认为，一切立宪新政，都不是王朝的好事。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腐朽的清王朝，等待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彷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Z_F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Z_F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的......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
　　上述话语，让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充满了隐喻和意味深长的暗示。
　　（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载沣搞袁世凯，以往人们往往说成是“满汉矛盾”，笔者大不以为然。
　　
　　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觉得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想想，也不尽然。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王奕劻，他可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与端方并称“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都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说载沣是“排汉”吧。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
　　
　　在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系统中掺沙子，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青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
　　
　　因此，摄政王载沣“排汉”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皇族内阁”成立后，载沣一派逐渐占上风，倘若没有“武昌起义”爆发，这一系人马定会逐渐掌握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实权。
　　
　　所以，清末的集团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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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8 21:37
　第五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四川保路运动及其后果
　　
　　
　　看到这个题目，马上会有读者不屑：
　　
　　赫连勃勃大王，你写辛亥革命，发生地是武昌，和四川有何干系？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地方，扯得这么远，不是为了多增篇幅骗版税吧？
　　
　　
　　非也！没有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还真就没有武昌新军的辛亥起义。至少，武汉的新军将士们，不会那么早就匆忙起义。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此语，出于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又名欧阳睿年）。这个人，就是描写张献忠屠蜀真相的《蜀警录》那位才子。
　　
　　欧阳直本人籍贯四川广安，大半生颠沛流离，上述二语，是他对生命和所处时代的感慨。
　　
　　但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两句话的最早因由，可能来自《北周书》上描写蜀人的一句话——“贪乱乐祸”。这意思，就完全是贬低了，原意是讲当地人刁蛮好乱。
　　
　　对于欧阳直的两句话，郭沫若如此解释：“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说建设性彻底。”
　　
　　老郭一生，瞎话十萝筐，惟独这种解释很有见到。
　　
　　如此，把蜀地之人先乱后治的态势，演义成富有竞争性的建设精神，正说明川地人民具有超出其它地区人民的开创性和超前意识。重庆、四川未分之前，巴人的冒险进取精神，蜀人追求稳定的完善主义，确实在历史上催生了一次又一次耀眼奇葩的盛开。
　　
　　但是，清末的四川保路运动，与蜀人“好乱乐祸”的革命性根本不沾边。
　　
　　清朝Z_F欺负老实人，强行把铁路收归“国有”，想让洋人趁机“抄底”。最终，才导致川地星星火，引发燎原焚。
　　
　　
　　
　　尽是人民血汗钱——四川路权纷争的由来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标志性的交通事业。大概在1864年，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人斯蒂芬森，就已经拟定过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型铁路网的计划。他以华中的汉口为出发点，西经四川，经云南后直达印度，东达上海。
　　
　　彼时，洋人已有自湖北修铁路入川的打算。
　　
　　清朝末年，眼见中国这块大肥肉的潜在利益越来越大，各个列强一涌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并强加借款特权。
　　
　　由于川汉铁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处中国富庶地区，富饶利多，引起各方垂涎。
　　
　　自甲午战争后，清Z_F忽然对洋人变得乖的不能再乖，不敢再和洋人（东洋和西洋）直接干仗。因此，对于这个外交方面的“正常国家”，各列强很少再能找到打仗索赔款的借口。
　　
　　为了弄钱占地方，洋人们就把黑手伸向了中国的铁路，借口修路，划立各处的势力范围。
　　
　　军事入侵改为经济入侵，更能榨血吸髓。
　　
　　老奸巨滑加上居心叵测，列强们谁也不闲着。
　　
　　1897年和1898年两年间，英法两国取得了修筑滇缅、滇越铁路的特权后，得寸进尺，表示要把铁路延筑至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然后再与长江流域铁路对接。德国、美国自然想分肥，也向清廷提出“投资”要求。
　　
　　更甚的是，未经允许，英国人自己就派人入川，勘查修路路线。
　　
　　无论是“投资”还是“助建”，列强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就是对中华大地展开赤裸裸地掠夺。
　　
　　由于铁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兴盛，在四川人民猛烈呼吁下，开明的四川总督锡良（不是铁良）于1903年上疏，力主要中国自办川汉铁路，不让外国人染指。
　　
　　清廷觉得锡良所奏有理，1904年初，谕旨发下，在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到了1905年，官办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两年，终于完全改为“商办”。
　　
　　面对当时列强强索川汉铁路权利的情势，四川人民非常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几年来，他们含辛茹苦，一直推动修路救亡运动。前车有鉴，朝鲜、印度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当时皆因路权被洋人所夺，最终连带主权丧失。
　　
　　四川人民强烈认识到：“（列强瓜分中国之诡计）其最坚牢而最惨败者，莫若铁路政策！”（《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白话广告》）
　　
　　川汉铁路的预定设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重庆、永川、内江、资阳，最后抵成都，终长1500公里左右。
　　
　　1906年，川督锡良与湖文总督张之洞相约，川汉铁路宜昌段以下，连接京汉铁路干线在湖北境内的铁路，由湖北省负责修筑；宜昌以上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省修建。铁路修成后，经二十五年时间，再由湖北省Z_F备价赎回。而四川省的铁路，皆由四川省筹资修建。
　　
　　由于鄂、蜀两地山川险峻，修筑如此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也要达5000万白银之巨。为此，四川人民出钱出力，倾其所有，积极认购股票，连在日的四川籍留学生，也踊跃筹款，四处号召集股修路，并带头认股。
　　
　　根据锡良所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川汉铁路的修建，只召中国人入股，既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集资和股款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认购之股，乃官绅商民自愿以资金认购股票者；
　　
　　第二，抽租之股，凡业田之家，收租十石以上者，按该年实收之数，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各川县“酌情更改，起征点非常不同）；
　　
　　第三，官本之股，以国家资本投入公司作股本；
　　
　　第四，公利之股，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办实业，收取余利，然后再投入，以作铁路股本的股份。
　　
　　在上述四种股款中，抽租之股（租股）所占份额最大，以1911年集资银两的近1200万估算，租股占76%以上。也就是说，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均因租股而与川汉铁路扯上了干系。
　　
　　这样一来，川地铁路就关涉到四川全省中小地主以及广大劳苦农民（自耕农和佃农）的根本利益。“川路股款，独持人民租股为大宗”（《邮传部奏折》）
　　
　　六年间，租股征收总额达928万多两白银，相当于同时期四川省地白银税额总数的3倍，并超过以商股为主的浙江铁路实收股总额的925万两，多于湖南铁路和湖北铁路全部实收股款的864万两，甚至接近苏路、赣路、皖路、黑省、同蒲、洛潼等铁路相加在一起的全部实收总路款的1030万两。
　　
　　可见，川路租股的征收额，为数甚巨，所牵涉在四川的经济利益，不可谓不大。
　　
　　租股同“有去无回”的“封建”捐税相比，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租股股票，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租股股票与购股股票具有同等价值，都可以分取红利。
　　
　　作为垫支资本，租股在川汉铁路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有人可能奇怪，既然修路有利可图，为何清Z_F没有深入“官办”呢？这是因为，当时清廷赔款压力巨大，而要举办的“新政”，也极费钱。
　　
　　在令人喘息沉重的财政拮据状态下，清Z_F根本无力参与这项估款达五千万两白银（甚至更多）的工程。
　　
　　川汉铁路自1906年就开始了勘路工作，1908年又聘主持京张铁路工程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几万筑路工人加紧修建，至武昌起义前，已经修成铁路30多里，因桥洞未完工的未通车铁路也有80多里。
　　
　　相较之下，湖北方面，由清廷聘请洋人为总工程师的宜昌以下段川汉铁路，没有丝毫进展，仅仅做了点象征性的测量工作。
　　
　　
　　
　　让洋人来“抄底”——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统而言之，腐朽至极Z_F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内极凶残，对外极“忍让”。
　　
　　让洋人抄底，激起亿万民愤，是满清Z_F最大的失着。
　　
　　眼看着川汉铁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越办越好，洋人们急眼了。他们通过外交、报纸等手段，极尽恫喝、诬蔑、要挟之能事，认定川汉路这种不借款、不雇洋人的“自行其事”，会导致“中国前途叵测”。他们还煽动说，清Z_F把路权下放给各省，实在是“Z_F一大错误”。
　　在威逼利诱下，1909年6月7日，张之洞率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的粤汉路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川汉路（湖北宜昌段）聘用德国总工程师。
　　
　　见英、法、德三国捡得大便宜，当时还属于列强“小弟”的美国人眼红不干。在清廷与英、法、德三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已经组成了由摩根银行牵头的银行团。经由美国国务院策划，他们要求加入“国际”银行团并占取主导地位，以图“利益均沾”。美国总统塔虎脱本人对清廷发出“警告”，凸显美国人来分一杯羹的资格。于是，在其他三国点头应允的情况下，美、英、法、德四国成立了“四国银行团”。
　　列强们紧锣密鼓开始分赃款谈判的同时，言辞严厉地“照会”清Z_F，要求尽早正式签订契约。
　　
　　短视、昏庸、怯懦的满清Z_F，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1911年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
　　
　　5月20日，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磅，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亨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一纸契约，就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明眼人皆能看穿，清廷的“铁路国有”，究其所由，内里不过是替四国列强从国人手中把路权夺走，变相没收人民的财产。
　　
　　面对如此卖国之举，连清Z_F所派的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怒叹：“（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
　　
　　凭心而论，仔细研究，“铁路国有”政策，虽是清廷“的卖国话柄”，也有其起因与难言之隐。
　　
　　早在1898年，清廷允许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持开办粤汉铁路，由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2条，约定三年内完工，借债400万英磅，期限40年。合同期内，应允给美国公司余利的五分之一。400万磅，九折实付，息金五厘。
　　
　　这一合同，中国在借息、折扣、选路管路等权力方面丧失权力甚多，国人纷纷反对。
　　
　　张之洞事后察觉不妥，就趁合兴公司拖延工程、私下兜售股票为借口，要求废约。
　　
　　最后，中国方面以675万美元的巨款收回了粤汉路权，虽然缴纳了巨额“学费”，毕竟买回了面子。
　　
　　张之洞本人，因废约之举，转脸而成为“民族英雄”。
　　
　　声名再好听，实事总要办。等到张之洞向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乡绅表示筹款修路，大出他的所料――有钱人不作声，无钱人一张嘴。
　　无奈之余，张之洞只得向英国借了110万磅，先补偿给美国的合兴公司。
　　
　　可见，一向以来，中国士绅们往往“口头”爱国很厉害，轮到真金白银让他们出手，就都不吭声了。
　　
　　张之洞认为筹款修路临时持久，十年也凑不到足够的钱数，于是他主张向英国借款。
　　
　　1909年6月，他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得550万英磅，九五折扣，利息五厘。
　　
　　这一借款，与先前的美国借款相比，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洋人占太大的便宜。
　　
　　但是，先前已经被点燃的民族情绪支配了舆论，反对呼声日益高涨，都认为“去美来英”的结果，原先的合约不如不废。
　　
　　即使在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中国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
　　
　　所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老百姓“觉悟”不会那么“高”，革命党人以及具有巨大个人利益的川汉路大股东（由于贪腐过甚，大股东们最怕查帐）更是心有所图，因此导致了四川最终的保路大起义。
　　
　　仔细察看1911年5月9日的清廷“上谕”，其中不少言语，都是当时铁路修建的现实描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广东）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湖北）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
　　
　　而在5月14日护督部堂发给端方等人的申文中，也有不少情实之理：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中国“特色”，古今皆然）。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
　　
　　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一步也未停歇过。
　　
　　透过层层迷雾，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
　　
　　为什么，清廷全面向洋人出卖利权之日，就是预备立宪的破产之时？
　　是历史巧合，抑或是必然的联系？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外，清廷向洋大人全方位地出卖国家利权；对内，他们肯定就要结束预备立宪。
　　
　　西方列强入中国，目的无他，定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立宪派所憧憬的“国会”，目的也在于借助“国会”这种新兴力量，以期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掸尘扬沙，一下子深入矛盾本质去看当时的事件。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绅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强烈要求清朝实现立宪政治，目的在于想使用一种和平的手段，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扫除障碍。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王朝倾覆式的激烈革命。如果清廷把利权出卖给列强，立宪派在经济上势必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立宪派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国权”的丧失。
　　
　　“凡外人之扶植利权于我国也，自铁道、矿山以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有一网打尽之势。故我国欲振兴实业，其必自收回利权始！”
　　
　　因此，立宪派一直反对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办”，他们认为，“官办”，就等于“官卖”。
　　
　　立宪派所掌握的资政院（国会雏形）与各省咨议局，都一直强烈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反对Z_F与洋人签订贷款协定。
　　
　　这样一来，自然使外国列强大为恼火。
　　
　　洋人们在十九世纪末，为什么蜂涌而入中国呢？无他，为获巨利耳。
　　西方各国，由于当时垄断统治日甚，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如康奈特所言，“（空前的过剩资本），极其深刻地搅乱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秩序。”
　　
　　在巨额过剩资本的影响下，利息率大幅下降，继而引发频繁发生的危机与萧条，甚至是为期达20年的长期萧条。
　　
　　在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避免经济崩溃，躲避过那次“次贷”危机，洋人们自然先要阻止利息率的下降。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为那些巨大的过剩资本，找到崭新的、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自然在“第三世界”。东方和非洲落后国家，肯定成为资本猛兽贪婪鼻息率先嗅闻的猎场。
　　
　　资本输出开始后，缓冲了西方国家内部利息率的下降，贴现率开始上升，可谓立竿见影。
　　
　　当然了，西方资本入中国，不是能够直接就产生出超额利润。首先，从生产资本角度看，资本必须要先改变形态，化身为生产资料和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从借贷资本角度看，必须先取得对重要税收、矿山、铁路等大宗物权的抵押，以作为债券发行的条件。
　　
　　依据上述各种“资本”要求，如果想使生产资本顺利输出，西方列强就必须夺取中国铁路干线以及重大工矿产业的投资让与权；而保障借贷资本输出的前提，就势必要直接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下手。
　　
　　所以，西方列强要想利用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为他们自己解困谋利，就必须要率先压制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
　　
　　一向标榜“R_Q”、“自由”为天下先的洋大人们，一反常态，强烈要求清廷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资政院与地方咨议院控制各地的工业与金融。他们不停地吓唬满清上层，表示说，如果清廷对立宪派让步，“将是个莫大的政治错误”（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
　　
　　面对洋人们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士绅的压力，清廷到底偏向谁呢？
　　
　　中国的工业与金融命脉，是给国会，还是给洋人？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惯性思维，以及满清权贵的私心，他们最终选择了向洋人倾斜。
　　
　　如果顺利地出卖利权，当然需要一个以清廷马首是瞻的听话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内阁”就产生了。
　　
　　相比让预备立宪流产，与洋人撒破脸更加危险。这种选择，清廷的皇贵们自以为得计。
　　
　　实际上，他们自掘坟墓，从根本上松垮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立宪活动的最终失败，使得立宪派悲愤欲绝，认定满清王朝根本不足以与之图治天下。
　　
　　和平立宪不成，使立宪派最终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重重加上一个巨大的砝码。
　　
　　我们再把话题牵回到铁路。
　　
　　对于帝国主义对铁路的特殊“偏好”，冰雪聪明的列宁曾经有过一段不俗的分析：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M_Z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总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特别对四川这块宝地，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不已。英国人肯德，在1896年，就洋洋叫嚣要把“条约港重庆”变成“远东的‘圣路易’（港）”，不为别的，正在于“这个省份（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认为，法国从劳开修往云南的铁路，要把它一直延伸到四川，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加上德国，美国人的鹰顾虎视，四川铁路，无疑成为洋人们的大餐。
　　
　　七千万四川人民，虽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但他们几年来怀抱难以言喻的爱国热忱，不惜卖儿鬻女，竭力抵交租股。不怕别的，怕的就是外国人侵占我们的路权和国权。
　　
　　盼了许久，等了许久，熬了许久，最终却得来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虎狼谕令。
　　
　　仇恨的怒火，顿时燎原而起！
　　
　　讲大历史，有时一定不能忽视其中个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变成现实的，则是清末买办官僚资本家盛宣怀。
　　
　　如今，顶顶“红顶商人”、民族工业“先行者”的桂冠，都扣在这个民族罪人的头上。他从前的罪恶，一转而变为光环。
　　
　　笔者不愤，倒要扒扒这位“红顶商人”的皮。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官僚地主出身，最早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起家。三年师爷当的好，李鸿章赏给他筹立“轮船招商局”的肥缺。
　　
　　早在1876年，他就与李大人共同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可以说是很有资历的外交卖国派大员。由于他和洋人打交道日久，熟悉洋人运作的程序，连慈禧也夸奖：“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盛宣怀《墨斋存稿》）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赚“小钱”，而是靠资本输出挣大钱。他们除了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商业、银行业外，还“提供”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进行矿产投资。这样一来，盛宣怀这种买办官僚，就正好和他们里应外合。
　　
　　1895年《马关条约》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廷向列强借款达6亿2千多万银元，铁路借款达5亿5千多万银元。其中，盛宣怀一人经手或谈妥的，财政借款占总数的18.5%。铁路借款占57.3%。两者相加，约占总借款的36.79%。
　　
　　为了自己套利，他还以本人控制的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擅借外债近四千万银元，大部分借自虎狼日本。
　　
　　观此数字事实，盛宣怀此人，乃民族罪人，也是列强资本入侵中国的带路汉奸。
　　
　　1898年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外，通过“借款”手段，共得到7207公里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而经盛宣怀之手的，就达4232公里。
　　
　　盛宣怀手中最大的一块肥肉，乃他直接控制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其下有大冶铁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为了自己盈利，他主要是与日本人勾结，十来年间，先后借日债3090万银元，使得产权日益沦入日本人之手。
　　
　　在盛宣怀所有企业中，他大量聘用东西洋人，基本上由买办当高级管理人员，一直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始至终，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翰旋、争斗中，盛宣怀一直把“官办”企业逐渐变为“商办”，其实就是逐渐稀释国有股份，类似今日的安平保险。
　　
　　这些脑袋上有红顶子的盗国贼们手段其实不是很复杂，就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国有资产偷天换日，变成自己和洋人的资产。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公司中，盛宣怀一直损公肥私，为自己和家族成员MBO不停。
　　盛宣怀一直努力促成的清Z_F“铁路国有”，当然不是真正的“国有”（其实“国有资产”就是“无主财产”，谁官大归谁），而是把铁路权从人民手中抢回去，再转为给西方列强。
　　
　　长年以来，他最善于在出卖路权、滥借外债中得利。只要合同一签，他本人就可以从中得到天价的“买办佣金”，同时可以借“Z_F”之名，不断输送利益给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公司。
　　
　　为了钞票和金银，盛宣怀顶着“邮传大臣”的帽子，“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几乎连“半夜鸡叫”式的那种门面遮掩功夫都不做，赤裸裸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本想牺牲盛宣怀这条走狗，革除他的职位，立宪派们嚷嚷要他项上人头。盛宣怀惊骇至极，马上四处哀求洋主子们给他“保护”。
　　
　　洋人们知道此狗可用，纷纷向清廷抗议，最终迫使清Z_F默许他离京出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一直受日本人保护的洋奴，四处煽风点火，并在1912年南京国民Z_F成立后，以金钱作饵，唆使孙中山等人以中日合并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
　　
　　这一举动，广受全国人民垢病，当时搞得孙大炮十分尴尬。“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多年后，毛润之先生为孙中山解释说（《论人民M_Z专政》，1960年版）
　　
　　南京临时Z_F与日本人私订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当大家得知又是盛宣怀这条走狗在从中所起作用后，纷纷表示要杀之以谢国人。
　　
　　从此之后，盛宣怀才算消停。毕竟他在国内、国外财产无数，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起寓公来，养尊处优，直到1916年4月自然死亡。
　　
　　这条洋人走狗，在晚清，既无“中兴”大功，又无科举功名（他仅中过秀才），竟能跃至堪与袁世凯等能臣比肩的官位。在时下“大翻案”浪潮中，他摇身一变，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
　　
　　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真个是：修桥补路遭横死，缺德冒烟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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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8 21:37
　热釜泼油激民愤——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洋人对四川的凯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经过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不断扩张。
　　七千万人的大市场，如许大的好山川，不仅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能同时进行宗教、文化的侵略。
　　
　　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和小兄弟日本，纷纷加紧在四川的全面经济侵略，出现了众狗争食的局面。
　　
　　《辛丑条约》之后的清廷，完全成为了列强的工具。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仅这一项摊在四川人民头上的银两，每年多达千万两。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奇多，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抽税。
　　
　　“粪税”都有，娼妓的“花娟”就不奇怪了。
　　
　　数层盘剥下，四川人民生计艰难，街市乞丐成群，疮痍满目。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四川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望空前。
　　
　　1902年以后，四川的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真理。1907年，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连同先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纷纷传入川地。人民争相阅读，大为感动，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加深。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恰似盐入油锅。川地人民，激愤不已。
　　
　　以咨议局为首的立宪派士绅们，开始不敢反应过激，只要求“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能还钱给广大股民，也就算了。
　　
　　但是，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歌电”，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
　　
　　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这一来，连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动了他们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人生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护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都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再所不惜。
　　
　　1911年7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这个人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
　　
　　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
　　
　　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始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仍旧处于“文明争路”的框架中。
　　
　　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护运动开始走向纵深。
　　
　　随之怒气的加深，川民表示开始拒纳对清Z_F的厘税杂捐。
　　
　　与现在四川的反动文人王胖子卖国求荣拉洋人大腿宣传搞四川“自治”不同，当时的川民，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护运动的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连，煽动演说，致使保护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汹汹暗涌现的四川大潮，清廷依旧不让步，反而下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一定要“切实弹压，毋任嚣张。”
　　
　　温驯如羊的人民，一激再激，终于忍无可忍，准备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朝廷的不公。
　　
　　1911年9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发布《通告》，号召全省抗粮抗捐抗税。
　　
　　倘若川地摇动，云南、Expensive City、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平素仰仗川地的地方，定将坐困。四川一动，西南半壁，中原根本，无不动摇。
　　
　　清廷急眼，认定抗税抗捐的举动，形同反逆。他们在加紧指使赵尔丰镇压的同时，力催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弹压。
　　
　　腐朽无能的清廷，至此，把它自己完全摆在了与人民对立的一面。
　　原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就被酿激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9月6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中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推书》。这份印制品，使清廷震怒，因为其中内容“狂悖”，大有造反独立之意。
　　
　　死催的清廷，严厉下谕，死催赵尔丰动真格地进行镇压。
　　
　　朝廷谕令，不能不遵。
　　
　　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封闭了两个机构。继之，赵尔丰下令查封了《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等报刊，严令四川人民开市复业。
　　
　　他警吓说，“敢有聚众入署（总督衙门）者，格杀勿论！”
　　
　　本来，赵尔丰想立即把被捕诸人杀掉，以警吓民众。此事重大，他不得不把时为成都将军的满人玉潉请来商议。
　　
　　玉潉出乎意料，坚决不同意随意杀人。他认为，蒲殿俊等人是善良士绅，不是反逆乱民，哪能随便杀戮。应该先行请旨，如果朝廷要杀，再杀不迟。
　　
　　二人正商议不决的时候，成都市民得知保路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义愤填膺。成百上千的群众，不召自至，头顶光绪帝牌位，手持根香，从四面八方涌向总督衙门，请愿Z_F放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赵尔丰走出了他一生中最臭的一招棋――下令士兵开枪。
　　
　　真敢开枪？真敢！
　　
　　面对手无寸铁的、一直不想“犯上作乱”的、善良的四川请愿民众，清军排枪乱放，当场杀死三十多人。
　　
　　血流遍地，死尸横陈。
　　
　　被杀之人，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来自各行各业，皆一世良民。他们临死之时，怀中仍紧抱不绪帝牌位不放。
　　
　　善良的幻想，被残酷的子弹一一射穿。
　　
　　枪林弹雨下，成都人民不屈不挠，仍旧向总督衙门涌来，泪血涕零，要找官家弄个“说法”。
　　
　　赵尔丰手下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是个狂妄无脑的兵痞，竟然丧心病狂，下令要士兵开大炮轰击。
　　
　　危急时刻，成都知府于宗潼嚎啕大哭，扑身于炮口，以肉身阻挡，才避免了士兵对川民更大规模的屠戮。
　　
　　成都城外人民闻讯后，悲愤不能自抑。他们冒着大雨，集合起来，徒手白布，向城内行走，致哀请愿。未及入城，突遭士兵枪击，又有数十人被杀，尸横城下。
　　
　　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赵尔丰为了恫赫人民，竟然还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任由几十具尸体摆放在督府面前，胀腐暴尸。
　　
　　景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
　　
　　成都血案，点燃了四川保路起义的引线。
　　
　　当然，我们时至今日，再回首，阅读赵尔丰杀人后发出的白话告示，其中所讲，似乎不无道理：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背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中共见共闻者，此尤背逆之显见者也。
　　
　　“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
　　
　　“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
　　
　　“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赵督告示》）
　　
　　
　　
　　仇恨怒火势燎原——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成都血案”的发生，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
　　
　　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满清的覆亡。
　　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茶县、新津、灌县等地扬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
　　
　　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Expensive City、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
　　
　　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Expensive City、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在派出端方入川的同时，清廷指派曾在四川灭义和团有经验的岑春煊入川，帮赵尔丰平祸。
　　
　　老岑心里打鼓，一路磨蹭，直到9月底才从上海行至武昌。见各地局势吃紧，他脚步底抹油，又托辞回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严令催迫他带兵经由河南入陕，入川剿办。见各省纷纷独立，老岑很狡猾，躲在上海租界内不出，终于躲过革命的一大劫。
　　
　　四川“同志军”大起义，兴兵数十上百万，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终于奠定了四川独立的基础。
　　
　　独立，这个词在清末民初有其特殊的含义：“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
　　
　　最早在四川独立的，是茶县独立。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成立茶县军Z_F，宣布茶县独立。他们的纲领，正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所以，茶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时间上要早于辛亥革命。
　　茶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军Z_F的成立。
　　
　　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11年11月5日夜，新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等二百多人，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他们杀掉清军东路卫戌司令后，挥师东下，经由简州、乐至、安岳、潼南，在合川走水路，兵临重庆城。城内，在同盟会、哥老会影响下的军队很快起义，里应外合，开门迎接义军。
　　
　　兵不血刃下，坚城重庆光复，“汉”字白帜遍布城内，蜀军军Z_F成立。
　　
　　重庆义军废清朝宣统年号，以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树十八星旗。
　　
　　11月27日，由端方携带入川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起义，在Expensive City杀掉了这位满清大员。
　　
　　再说回成都。四川大乱后，清廷任端方为钦差入川救火。端方首先电令赵尔丰放人。赵尔丰不干，上奏说一旦把蒲殿俊、罗纶等人释放，这些人肯定会“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并参劾端方激起更大的祸乱。
　　
　　清廷很生气，下旨撤掉了赵尔丰的署理川督一职，改由端方接位。
　　这时节，赵尔丰进退尴尬，由于端方还未来得及赶来成都，他只得在成内四调巡防军，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
　　
　　兵钱在手，赵尔丰想伺机自保。
　　
　　1911年11月15日，现了红脸又扮白脸，他亲自入狱放人，大设酒宴，在督府款待蒲、罗等人。酒席间，他摊出一堆电报、公文，为自己先前的杀人行为开解，说都是盛宣怀、端方那些人窜掇朝廷逼自己干事。
　　
　　果然，蒲、罗等士绅真是“良民”。眼见成都以外的四川大地已势若沸釜，他们心中着慌，立刻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恳求大家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继续当好百姓。
　　
　　到了此时，任谁出来说话也白搭。
　　
　　弦上之箭一经发，再也没有回头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独立浪潮风起，全国响应。
　　
　　久经宦场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很知进退，就与立宪代表私下磋商，想来场不留血的权力交接。11月22日，他们共同签署“四川独立条约”。
　　
　　赵尔丰把行政权交给蒲殿俊，军权交与他的心腹、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他本人依旧保有个“川滇边务大臣的衔头”，在城内掌握先前选拔的边军精锐，籍以自保。
　　
　　11月27日，典礼隆重举行。赵尔丰把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交予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宣告四川独立。
　　
　　一时之间，成都城内，遍树白旗，中间各绣斗大一个“汉”字。
　　
　　典礼后，参加人员一律剪辫，表示脱离满清统治。
　　
　　心中打鼓的赵尔丰所不知道的是，白天他在成都“独立”，晚上，他的老同事端方就在资州被新军杀了头。
　　
　　乍看上去，成都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可惜的是，仅仅12天，大汉成都军Z_F就破产。成都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在烟火与杀戮中，不仅平民百姓纷纷被杀，赵尔丰本人也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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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5-28 21:38
　　两个“能臣”的悲剧——赵尔丰与端方
　　
　　由四川保护运动而起，酿发为“同志军”大起义；由“同志军大起义”，而引致清廷四处抽军去四川镇压；由湖北新军被调拥端方去四川“剿匪”，而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由“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端方、赵尔丰两个人的被杀。
　　
　　辛亥革命间，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官员，仅有三个人死于非命，竟然有两个人栽在四川（另一个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不由不使人想起“入西川二士争功”的钟会、邓艾的“老悲剧”。
　　
　　
　　
　　可惜白首悬朱门——赵尔丰
　　
　　赵尔丰、端方二人，倒不是在川地“争功”被杀，乃是不折不扣的革命“牺牲品”。
　　
　　先讲赵尔丰（1845-1911）。他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山东蓬莱。这位爷，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作过几任县太爷（山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受川督锡良赏识而入川，任官永宁道台。
　　
　　“赵屠户”之名，并非是赵尔丰在“成都血案”时所得。1904年封溪（今古蔺县）哥老会暴乱，他捕杀当地匪人3000多，时人称之为“赵屠户”。那时的 “赵屠户”称谓，不一定全是贬义。乱世用重典，不能杀人，不会杀人，肯定当不得好官。但杀人过多，乱杀人，最终自己也要被杀。
　　
　　被后人骂了近一百年的“赵屠户”，其实拥有一段无比光荣的个人英雄历史，世易时移，所有那些光荣几乎被全然泯除了。
　　
　　抹掉历史厚厚的尘埃，我们发现，这位赵尔丰，是一位有大功于国的、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自1905年至1910年数年间，赵尔丰在川滇边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和寺庙特权。1908年，他率兵入藏，屡屡击改由英帝国主义者操纵的西藏叛匪，大行改土归流，极大促进了川藏边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使得我国西南边防大为巩固，维护了国家统一。
　　
　　1905年，赵尔丰率兵平定西康土司叛乱后，清廷设立了一个建制相当于省级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被任命为边务大臣，专门经营西藏以及川滇地区。这个特别区，东起打箭炉，西到丹达山，北抵青海玉树，南至云南中旬，地盘不可谓不大。
　　
　　经过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入侵西藏，清廷对藏区政治极为敏感。在清廷屡出不鲜的臭棋当中，在藏地的臭棋，就是召回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派去了怯懦无能的“老好人”升泰。升泰这个人，根本不懂边区政治，他一直压制当地抗英的僧侣。幸好有大臣张荫棠及时入藏，把升泰等一帮庸官查撤。
　　
　　1904年，英国派出一支武装，从哲孟雄（今锡金）出发，在江孜大败藏军，入侵拉萨，迫使班禅签约。在条约中，西藏的外贸等特权，尽归英国。由于当时的驻藏大臣凤全处理喇嘛势力不当，达赖集团转向英国人的怀抱，凤全本人也被藏军围攻，在巴塘被杀。
　　
　　正是如此危难之际，赵尔丰被委任为边务大臣。
　　
　　到任之后，赵尔丰令行禁止，汲取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验，在当地加快推行改土归流。他取消一切土司“自治区”，兴办各种文教事业，改革赋役，极大削弱当地土司的特权，维护了中央Z_F的威权。
　　1908年，赵尔丰因政绩突出，被清廷加上“驻藏大臣”一个衔头。
　　听说在川藏川滇边区大行“改土归流”的赵尔丰要入藏，西藏地方势力大恐。他们一面上奏说赵尔丰“仇视黄教”，一面加紧调兵遣将，想武力拒绝赵尔丰入藏。
　　
　　西藏的喇嘛政权在上奏说赵尔坏话的同时，狂妄提出新要求，要求清廷按照先前吐蕃在唐朝的疆址，给他们划出个“大西藏”来。
　　
　　这种俨然自居敌国的猖獗，让赵尔丰抓住了把柄。于是，1909年，赵尔丰亲率战斗力很强的巡防军开向查木多（今昌都）。
　　
　　清军一路克捷，活捉了长期以来一直在后藏搞独立的波密王白马寿翁。历数罪恶后，白马寿翁被清军砍下人头。这位古吐蕃后裔的王爷，其实大可以留着，因为他一直不服当时西藏喇嘛政权，往往率兵进袭，打得藏兵败遁。清军杀了此人，倒替西藏政权剔除了一个“隐患”。
　　
　　最远向南，赵尔丰的巡防军一直打到了查隅，并在那里设县。
　　
　　如今，提起赵尔丰，在海外的**分子无不咬牙切齿，忙不停地“控诉”他当年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当地人多么残忍。所有“控诉”，完全是造谣诬蔑。
　　
　　赵尔丰一代雄才，在川藏边地恩威并施，当时广受康巴人（又称嘉戎藏族或白马藏族）欢迎。康巴人长期受西藏地方政权的沉重盘剥，盼清Z_F军如盲人盼月，坚决拥护中央Z_F的改土归流政策。
　　
　　1910年，巡防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廷对这个卖国不争气的家伙也不客气，下谕剥夺他的十三世达赖名号。
　　
　　赵尔丰进军藏区，不仅使得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的边地改土归流三十余区，且使得英国人对西藏的渗透严重受阻。
　　
　　由于赵尔丰粗立独立西康建省规模，以至于学者尚秉和如此评价他：
　　“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
　　
　　赵尔丰为人，诚为一代治才。他勇于任事，为官清廉，善于知人善任。这辈子倒大霉的是，其兄赵尔巽从川督位子上离任后，为弟弟谋求此职。据说，赵大哥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银子，方换来兄弟赵尔丰署理川督一职。
　　
　　时兮命兮，赵尔丰这下子倒好，正趟上四川保路运动的“浑水”。他掉了脑袋不说，还因妄杀平民而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那么，既然在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运动中，他以退为进，已经交出了权利，赵尔丰又是如何被杀的呢？
　　
　　遍览1949年来以后的辛亥历史评述，对于赵尔丰之死，百分之九十九大致如下描述――1911年11月27日赵尔丰被迫交出政权，仍贼心不死，拥兵督署，煽动兵变，妄图恢复清朝反动统治。12月22日，新任的革命派都督尹昌衡派人把他当众斩首，以平民愤……
　　
　　这是历史事实吗？当然不是！
　　
　　“大汉四川军Z_F”成立后，蒲殿俊书生，朱庆澜武夫，二人都是浅视之人，互相争权夺利，根本不能控制当地时局。
　　
　　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哥老会的“袍哥”们，头戴珠花，拎刀持枪，嚣然往来，赌博**，争风吃醋，抢占地盘，无所不为。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
　　
　　对此，蒲、朱两个正副都督皆束手而无能为。
　　
　　特别可笑的是，面对如此乱局，蒲、朱二人想搞一次公开的大规模阅兵。他们的意愿很“善良”——阅兵，可以整顿部队缺额，增加军队凝聚力。
　　
　　为此，罗伦力谏，认为局势很乱，新军、巡防军人怀异心，不能匆忙阅兵。此外，宣布独立时，蒲殿俊曾许诺发给官兵三个月“恩饷”，一直未发，士兵心怀怨恨。
　　
　　蒲、朱二人不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他们率一行人在成都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开始还好，训话之后，蒲殿俊提及要发给士兵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士兵大哗——不是答应发三个月“恩饷”吗！
　　
　　大吵大喧间，后列的巡防军士兵有人趁机发枪。一时间，校场内子弹横飞，士兵开始哗变，高呼呐喊，大闹校场。
　　
　　见势不妙，蒲、朱二人及随员四下奔逃躲避。
　　
　　哗变军士呼啸而出，成群结队在成都城内的藩库、银行、商店，以及居民家中进行抢掠，称之为“打启发”。
　　
　　当晚，新军的口令本来是“启发”。巡防军哗变后，蒲、朱二人调城外新军来弹压，但这些人入城后也加入抢掠队伍。结队劫掠之际，士兵们互相见面互问口令，于是街道上充满了“启发”一词。
　　
　　这些打“启发”的兵痞，迎面相遇，心照不宣，皆呼“不照，不照”，即各抢各的，互不干涉，各自去打各自的“启发”。从那以后，“打启发”成为成都的“新方言”。
　　
　　市内无赖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四处抢劫放火。锦官城，顿时成为一大劫场，浓烟四起，喧噪满城。
　　
　　枪声，炮声，哭声，喊嚎声，不绝于耳。
　　
　　仅藩库银一项，乱兵们就抢走800多万两。
　　
　　这个时候，罗伦、尹昌衡出场了。
　　
　　罗伦在川地，身后是强大的哥老会势力。本来他以为军Z_F都督是自己手中物，岂料被书生蒲殿俊取走，忿忿不平。而尹昌衡呢，身为原清军十七镇的川籍军官，自然与罗伦一拍即合。他在赵尔丰交权的时候就以军力要挟，在军Z_F谋得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赵尔丰本人，在四川独立后，听闻北京的清Z_F并没有立即倒台，大有后悔之心。他确实一直在暗中鼓动从前的部下伺机而动，但没想到却让罗伦、尹昌衡二人抢了个先手。他的主要心腹朱庆澜，反而在兵变中苍惶逃走。
　　
　　哗变的巡防军中，不少人是鄂籍、湘籍士兵，而川籍的尹昌衡等人立刻去凤凰山军营，召集川籍军官准备趁乱收权。罗伦也不闲着，忙遣从人去城外招呼，哥老会、同志军纷纷入场，最终“安定”了成都的局势。
　　
　　先前在兵士们以后捡拾余财抢劫的哥老会“自卫团”，摇身一变，开始四处劫杀那些抢掠已饱的变兵，加入维持秩序的行列。
　　
　　时在成都的郭沫若本人，曾亲眼目睹一幕：有个人身穿灰鼠皮马褂，下身穿狐皮袍子，在街上匆匆行走，准备赶往城外。路中，那个人忽遇本地哥老会的“自卫团”，喝令他停住。几个人扭在一起，其中有个哥老会成员手快，一梭标就把那位爷捅个透心凉——这位兵爷抢劫后“化妆”不严谨，上身军装虽脱，却忘了换那条有红竖纹线的军裤，故而被认出。几个人翻剥尸体，从这位兵士尸体上又剥上好几层狐皮好衣服，贴身的，竟然是一件女式皮袄……
　　
　　在军人的拥戴下，尹昌衡终于得到了四川都督一职。上轿扎耳朵眼，为了与同盟会结盟，一直瞧不上“党人”的尹昌衡火线入党，连夜加入同盟会，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
　　
　　在兵变的当晚，赵尔丰以为机会再来，认定要“变天”，就手谕旧属归队。在辕门外，他重新以川督名义发示文告抚军。落款处，还恢复了宣统年月日。
　　
　　让他没想到的是，尹昌衡、罗伦等人已经掌握了大局。
　　
　　至此，赵尔丰立时成为尹、罗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拨之而后快。
　　
　　成都城内，谣言四起，传说赵尔府内暗藏数百兵士，机枪数挺……
　　由于赵尔丰手中还有兵，来硬的不行，只能捅软刀子。
　　
　　于是，尹昌衡连夜“拜访”赵尔丰，与老赵倾诉“哀情”，大谈乱世相互保全之道。
　　
　　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服赵尔丰交出手下三千人马。
　　
　　赵尔丰被感动，果然写手令，让手下官兵听从尹昌衡统辖。
　　
　　当时，赵尔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正身患大病，熬药卧床。
　　
　　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使得尹昌衡喜出望外。
　　
　　于是，在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后，尹昌衡在12月22日凌晨，派手下管带陶泽锟去督府衙门去捉拿赵尔丰。
　　
　　陶泽锟率一标人马，从督府后墙闯入。岂料，刚闯到卧室门口，迎面就从里面射出一梭子子弹。
　　
　　打枪的不是别人，乃赵尔丰手下一位“女侠”婢女。
　　
　　陶泽锟火起，闪身上前，一刀剁死了这位“蛮女子”（这个姑娘是个美貌实心眼的少数民族女子），把躺在床上正养病的，头发因身心交瘁而早白的赵尔丰拖出屋子。
　　
　　尹昌衡出现，仍微笑对赵尔丰示意，要老赵随他到皇城内的军Z_F。
　　但是，老赵此去，再没有受款待。迎接他的，是大清早就布置好的“公审大会”。
　　
　　面对两面三刀的尹昌衡，被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破口大骂。
　　
　　当着明远楼下黑压压的军民大众，尹昌衡高声问：“大家说说，该怎样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回响四周：“杀！杀！杀！”
　　
　　赵尔丰在成都日前杀了几十个人，如今凭白交出手中枪把子，此刻无奈，只得任载任杀。
　　
　　陶泽锟亲自持刀，上前一挥，将赵尔丰人头砍下。
　　
　　然后，陶泽锟手持人头，飞身上马，在成都闹市显摆一大圈。中途，陶管带本人差点被人冷枪射杀……
　　
　　笔者手中，有两张赵尔丰照片。一张，是他当巡边大臣时所摄，面孔周正，容貌宽厚，目光弘毅；另一张，上面标有“逆贼赵尔丰即赵屠户之尸首”，显然是四川军Z_F印发的宣传品。这张照片上面的赵尔丰，已经身首分离，脑袋被置放在他自己的右肘处，眼睛微微张开，显然是死不瞑目……
　　
　　观今“**”嚣然起，仍思平边赵将军！
　　
　　至于尹昌衡，这位心计多端而极其好色的军头， 1912年4月17日成渝两个军Z_F合并后，被推举为“四川都督府”的都督。1912年底，被袁世凯任命为西征总司令打败藏军后，他被老袁骗入北京。没多久，他就被袁世凯投入监狱。人精遇上大人精，只能自叹命苦。苦命人，命并不苦。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后就特赦了尹昌衡。大折腾后，这位军爷竟完全退出政坛，专心著述，直到1953年才病死于重庆，享年70岁。也就是说，当他杀赵尔丰时，正值27岁英飒之年。
　　
　　
　　
　　（另：有关赵尔丰被杀细节，可参看郭沫若1936年至1937年在《宇宙风》上连载的回忆录。）
　　
　　
　　
　　
　　万古同悲蜀道难——端方
　　
　　早在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后不久，就重新启用端方，委任他为督力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后，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四川的镇压活动，清廷授予端方有权调遣四川新旧各军的权力，并给他加一顶“钦差查办大臣”的帽子。
　　
　　清廷之所以让已被免职的端方去督办铁路，在于他先前有过“路事”经验——1905年他任湘抚时，曾与张之洞一起处理过废约赎路之事。所以，当时端方这一级别的清廷“大吏”，只有他懂得这个行当。
　　
　　被迫上任的端方本人，绝非是简单历史描述中为清廷保驾护航的“反动派”。他本人的主观意愿，不仅反对“铁路国有”，而且更反对“主权洋有”。观其先前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所为，他一直支持商办铁路（或绅办铁路），并着力维护国家主权。
　　
　　随他而行的亲弟端锦，一直在各国留学。他在国外所攻专业，就是铁路专业，并著有《日本铁道纪要》一书。这个人，也是清廷“铁路国有”的反对者。
　　
　　兄弟俩人，相携而出，很有劝谕四方之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替朝廷平息骚动。
　　
　　可惜的是，哥俩命苦，从此踏上不归路。
　　
　　“铁路国有”最大的推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高卧京中，却把端方推出来顶缸，冒天下悠悠之口，踏鄂川魑魅之途。
　　
　　临行前，端方上奏折，希望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
　　
　　但是，被盛宣怀所迷惑、把持的的枢臣会议，否决了他的建议，严催端方上路。
　　
　　见事已至此，端方只得附合上旨，电告涉路有关省份的督抚，让他们协商会办。
　　
　　经行路上，端方一直在湖北拖延。他反复上折，坚决反对盛宣怀那种更进一步刺激川地士绅的“洋商包工”作法，以图迁就民意。
　　京城邮传部由盛宣怀作主，内阁也不干，还拒绝了端方提出的国家另辟新线开筑新路的要求，不给川地士绅一点回转的余地。
　　赵尔丰制造 “成都血案”后，端方意识到川地已是待炸的大锅，更不想前去。
　　
　　朝廷发出一道又一道“催命符”，逼他“即刻”入川查办。
　　
　　被逼无奈，端方只得携湖北新军第八镇部分士兵离开武汉，乘“楚同”舰，经水路往四川走。
　　
　　到了宜昌后，他电报上奏，与朝廷、盛宣怀反复理论，甚至一度想辞职不干。就这样，他在宜昌拖了十来天。
　　
　　清廷不许，电谕他火速入川。
　　
　　11月11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夔州（今奉节）滞留了两日。朝命严催，不得已，他在11月13日那一天到达资州。7天前，清廷已下令任命他为署理四川总督。
　　
　　端方携兵入川，一路上对民对兵竭尽赤诚，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房屋无非是“养猪堆粪”之屋，着实难为了这个素有洁癖的大学问家。
　　
　　艰辛如此，他不辞劳苦，每到一处即鸣锣聚众，宣示朝廷“德意”，劝说川民，以语言化解地方的动乱。
　　
　　鉴于四川各地“同志军”蜂起的现实，端方不敢再走，只能愁守资州孤城，观察形势。
　　
　　他知道，乱世之时，驯顺听调的军爷们，很可能一夕变脸。为此，端方不惜屈尊俯就，与那些连排级的军官们拈香结拜。途中有士兵抱怨脚痛不能行军，他竟能雇人抬轿扛着这些士兵上路。每有兵士患病，端方的弟弟端锦本人亲入营中，端汤伺药。
　　
　　形势不饶人。鄂军中，有革命党人田智亮受蜀军Z_F命令，要他发动新军党人，杀端方起义。
　　
　　11月26日夜间，鄂军中的党人士兵们在城郊开会，推举三十标第一营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行动步骤分为三部：
　　
　　第一，杀端方；第二，剪辫；第三，回军援武汉。
　　
　　得到城内军变，端方、端锦兄弟知道大祸临头，相拥痛哭。
　　
　　笔者认为，当时端方的眼泪，更多是为他无辜的弟弟而洒。
　　
　　端方被杀情形，由于写“回忆录”的人太多，掺杂的水份和误传因素太多。大致整理过后，可勾勒出如下史实轮廓：
　　
　　端方、端锦兄弟二人，正愁坐屋中，新军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兄弟二人出门。
　　
　　无奈，只得依从。端方、端锦兄弟，被士兵挟至资州城内的天上宫。
　　坐在条凳之上，端方为救自己兄弟性命，心存侥幸，对士兵说：“我原本陶姓汉人（这是说谎，他是正宗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现在想改从原先的汉姓，可以吗？”
　　
　　士兵们摇头：“晚了！”
　　
　　“我在湖北治军，一路入川，待弟兄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有一下级军官应声：“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原本为报国仇！”
　　
　　未等端方再言，有士兵叫喊：“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一个名叫卢保清的士兵，率先持菜刀冲上，兜头猛砍端方。
　　
　　端锦趋前护兄，被士兵任永生抡起指挥刀，一挥头落。
　　
　　端方在血泊中挣扎，欲揽弟弟的头颅于怀，随之被乱兵砍落了脑袋。
　　这些入川鄂军，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杀死端方，无非是想自明心迹，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
　　
　　他们砍落端方、端锦兄弟二人的头颅后，为了“防腐”，把首级浸于两个煤油桶内，在送回湖北的一路上一路“展示”，最后交呈黎元洪邀功。
　　
　　清末大吏达官，手染革命党人血债的人多矣。似乎天道无知，绝大多数人安危无恙，富贵始终。反而开明如端方者，却惨遭野蛮残杀。
　　
　　这位爷，曾创办湖北第一座图书馆，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幼儿园，创建江苏第一座无线电通讯台，首先引用西方电影放映机，最早派女子公费出洋留学，主持了江苏第一次民意选举代表，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他还是第一个从伯希和手中搜购敦煌文书的清廷学者官吏，……端方，拿了这么多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的开明官员，最后落得如此下场，让后人叹息不已。
　　
　　更可恨的是，在他死后，其洋人“把兄弟”福开森（传教士），盗卖了他平生蓄藏的许多古玩，很是发了一大笔横财。而他本人在资州被杀时，身无余财，士兵只从他枕匣中搜出一本旧抄本《红楼梦》。
　　
　　端方死后，中外友人，甚至是革命党人，同情他的人甚多。其间，以其门人左全孝的祭文和好友张謇的挽联最为哀痛、中肯。
　　
　　左全孝祭文中称：“……瑞澂以压制亡国，赵尔丰以嗜杀毒川，公（指端方）力反二竖之所为，而福寿大不及瑞澂，受祸且烈于（赵）乐丰……依古今之常理，终有信于碧空。公暂屈于一隅，终必伸于大同……”
　　
　　作为一直深受端方提携的光绪状元张謇，所写挽联，更极陈惋惜之情：
　　
　　
　　“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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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5 14:33
　第六章 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Z_F，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吴樾《暗杀时代》）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猛回头》）
　　
　　随手拈出辛亥革命前数则语录，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
　　
　　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的时代。
　　
　　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起迷滞已久的国人。
　　
　　在心跳加速中，在欢欣鼓舞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这一枪，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M_Z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藏满清267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新军？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再讲讲清朝的“新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
　　
　　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江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
　　
　　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狗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
　　
　　由于河道畅顺，洋人们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200家，英国53家，日本43家，德国35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
　　
　　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二十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
　　
　　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
　　
　　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
　　
　　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
　　
　　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
　　
　　放眼一望，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皆蕴攒了相当大的毒怨之气。
　　
　　从“人才”角度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老张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它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它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份”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M_Z义”很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M_Z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 “二M_Z义”。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朝兵制，大致讲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出来的团练，后经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
　　
　　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谲（火字边）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与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
　　
　　满清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尖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只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募仿日本。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尽快推行新军训练。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26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成“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
　　
　　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此人，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1902年），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
　　
　　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
　　
　　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老袁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可笑的是，一直要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基本上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满清国家的效忠。
　　
　　所以，清廷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
　　
　　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满清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
　　
　　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
　　
　　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满的新思想。
　　
　　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新军中的不少中级的军官，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那套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
　　
　　由此，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F_G_M”，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特别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同志，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已之枪。
　　
　　同盟会早期，在日本的东京，就选拔了李烈钧、程潜、唐继尧、阎锡山等28人编成“铁血丈夫团”，派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
　　
　　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满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 “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撒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
　　
　　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以致于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瑞澂派外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
　　
　　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四千多；坚决“F_G_M”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立刻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不到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J_C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
　　
　　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弄清了湖北的背景与新军的情况，可能就更容易理解和解析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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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5 14:39
　作为革命的催化剂的政治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
　　
　　早在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就在武昌花园山，常常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
　　
　　这个人是兴中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党的“自立军”，显然“革命”资历不浅。
　　
　　吴禄贞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其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
　　
　　老奸巨滑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分遣到国外“读书”。
　　
　　
　　不久，吴禄贞本人，也被调往北京。
　　
　　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
　　
　　1904年7月，吕大森等人在多宝寺街开设“科学补习所”。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学校，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送入军队。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同湖南起义有关联后，立刻下令查封。
　　
　　此后，“日知会”继之而出。日知会，原本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的一个阅报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党人刘静庵，凭借他在“日知会”司理的身份，以“日知会”为掩护，一步步地把这个阅报室变成了革命组织。
　　
　　通过演讲、办报、教课等方式，日知会吸引了近万人成为“会员”。大量《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经“日知会”翻印，传入新军之中。
　　
　　1907年，为响应湖南萍澧浏等地起义，“日知会”抓紧筹措起事。由于有人告密，清Z_F非常警觉，立刻派兵摧毁了这个组织，把刘静庵等多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
　　
　　可叹的是，刘静庵被关于狱中长达五年，竟于辛亥革命前三月病死。最终，他没能看到铁血十八星旗飘扬的那一天。“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日知会”虽被清廷破解，其影响非常巨大。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干将――孙武、蔡济民、熊秉坤，甚至“首义三忠”中的两位，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当年“日知会”会员。
　　
　　湖北革命小团体，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雨后春笋，遍地生根。大概有群学社、铁血军、无锡会、辅仁会、忠汉团、德育会、黄汉光复党、共和会等等，或与日知会同时，或后于日知会而兴。其中的团体成员，有的分别并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文学社。
　　
　　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而立的一个组织。发起人为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其中，刘公、居正、孙武是湖北人，焦达峰湖南人，喻培伦四川人。可以见出，发起诸人中，湖北人居多。
　　
　　言及共进会，一般历史书中均讲，它是“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实大谬。
　　
　　共进会的成立，从组织及行动方面观察，明显有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迹象。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兴起诸人，深感同盟会不能成事，才决定另创组织。他们在联系国内会党的同时，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
　　
　　对此“另立山头”之举，黄兴曾面诘焦达峰，后者一句话就搪塞回去：
　　
　　“殊途同归，有何不可！”
　　
　　在东京，新发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完全是不相统属的组织。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在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因为“私吞”款项，被章太炎四处臭骂，四处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
　　
　　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类似同盟会各省分会的负责人）。
　　
　　刘公等人创设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不满而发。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特别是对于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
　　
　　特别是在屡战屡北的情况下，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共进会所采用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铁血共义，即日后所称的“铁血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后，城内高高飘扬的，正是共进会首创的“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而非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旗。
　　
　　号召会党，运动军队，是共进会活动的基本宗旨。在1908年左右，东京的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纷纷回国。稍后，各省会员也大多回国，投入革命实践。
　　
　　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这样，在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实际上就消散于无形。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
　　
　　与同盟会的空泛与仓猝不同，共进会行事一向缜密。
　　
　　从实际情况出发，孙武认为，在清朝新军中搞宣传，最为上策。如果能把军队中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一队一队，逐步连锅端地争取到革命的一方，肯定最终有所成功。此举，即共进会著名的“抬营主义”。
　　
　　根据清军编制，共进会在队、营、标内各设代表，分层次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二十人为一支队，三个支人为一正队。入会的军中同志，总编为六个军，每军设总指挥（真正的编军计划未得详细实施）。
　　由于切实有效、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共进会在会党、学界、新军中进展颇为不俗。
　　
　　在武昌，仅在新军中，共进会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的会员。
　　
　　在国内，与共进会关系最近的同盟会分支机构，是上海中部同盟会。但这二者间，并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中部同盟会一直关切长江下游，对武昌的共进会活动不甚了了。
　　
　　武昌起义后，孙武等人之所以把同盟会的黄兴请来“主持”大局，并非是把共进会拱手让同盟会来领导，真实目的，是为了化解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组织双方争权的僵持，利用黄兴的声望来号召全省。所以，他才把黄兴拉来搞“平衡”。
　　
　　综上所述，共进会虽然是同盟会的一个“分裂”团体，它的历史作用却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起到了同盟会做梦也达不到的鼓动效应。
　　当然，相比于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作用，共进会依然略显逊色。
　　文学社又是怎么回事呢？
　　
　　听上去，这好象是个“文学青年”发起的组织。
　　
　　“文学社”，其实完全是个士兵为主体的军中组织。它的发展，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
　　这个组织，屡蹶屡起，艰忍不拔。
　　
　　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先扎根基层，逐步建立标、营代表制，最后在成熟时才创设总机关部（武昌小朝街85号）。
　　
　　文学社一直重视宣传作用，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鼓动革命。
　　
　　文学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
　　
　　到1911年初夏，武汉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经有三千多人。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在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中，文学社起到了主导作用。辛亥七月二十二日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战时临时总指挥、副总指挥，分由蒋翊武、王宪章担任——二人皆是文学社成员。临时总指挥部，也是设于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机关部所在地。
　　
　　而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与“政治”相关的事务。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43个职务，总共由33人分担。这33人中，文学社成员占20人，共进会仅8人，拥有双重会籍者5人。
　　
　　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八月十八日），文学社的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亲自安排起义。他与文学社骨干刘复基一起，颁布命令，准备当夜12点起事。由于邓玉麟未及时送命令到炮队，机关部被清廷破获，当夜发难未成。
　　
　　但是，相隔仅一天的武昌各标营“自行举义”，仍旧该归功于文学社诸人事前的详密运筹。
　　
　　辛亥首义中，文学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基本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
　　
　　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肯定会有日后两个组织的嫌隙与不和。
　　
　　文学社的蒋翊武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孙武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所以，“富贵之后”，双方大打出手。
　　
　　武昌起义成功后，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成员。后来的内斗中，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暗杀了文学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
　　
　　首义成功后，共进会的孙武等人热衷高官厚禄。他在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就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
　　为人转变最令人侧目的，当属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这个人，在辛亥首义中舍生忘死，不避枪林弹雨，誓死灭敌。但当成为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他摇身一变，杀昔日同一战壕的革命党人同志无数，竟得“屠户”之名……
　　
　　
　　所以，观察共进会、文学社两个团体成员在“胜利”后的行为，可以发现，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共进会会员，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转向和蜕化的人居多。这种“历史”的表现，暴露出他们许多“长衫”下露出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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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5 14:44
　“八月十五杀鞑子”
　　
　　上面讲到的活跃在武汉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角。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
　　
　　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
　　
　　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他们此行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光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拨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恰似母大虫，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何，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驾。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最大的一票，当属刘公的五千银元。这倒不是同志抢同志，基本属于同志抢自己家。
　　
　　刘公家乃襄阳巨富，他知道老父一心要自己作大官发大财，就写信给家里，说自己想花钱捐个道台。老头子本来正忧虑膝下这个忤逆子有“革命”的意头，忽见他有意献身朝廷，大喜过望，当下就许诺给儿子银元两万以作捐官用。
　　
　　说到做到，刘老头立马就往汉口银行汇了五千元，要刘公把这笔钱当作买官的铺垫。
　　
　　孙武得知此事后，脑里一轰，眼前一亮，忙找到彭楚藩商量，千方百计要把这笔巨款搞到手。
　　
　　怕刘公舍不得那笔钱，时为新军宪兵排长的彭楚藩立刻拍胸表示：
　　
　　“刘公任共进会头领时，印制过一份名为《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出这笔巨款，我就威胁他，说要把他押送到官府，让他捐官捐不成……”
　　
　　果真，彭楚藩到刘公家“作客”，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瞪着眼睛吓唬对方。
　　
　　此举，惹得刘公怫然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干吗你又来吓唬我！”
　　
　　结果吗，自然皆大欢喜……
　　
　　盗金佛，拐人质，欺家人……为了革命找钱，革命同志绞尽脑汁，无所不为。
　　
　　三次谈判过后，文学社、共进会求同存异，最终一起接受了老好人邓玉麟（共进会）的提议——双方一起组成指挥部，共同分享领导权力。
　　
　　直到1911年9月23（辛亥八月初二），共进会、文学社这两个团体才正式开会宣布合并。会议地点，是武汉雄楚楼十号的刘公住宅。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权力分享方面，与会者推举蒋诩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这种安排，非常微妙。
　　
　　看似文学社的蒋翊武当“一把手”，但孙、刘二人皆为共进会出身。而共进会方面，刘公原为内定的湖北大都督，此时只能屈居于蒋、孙之后，负责民政这一块。
　　
　　表面上合理、平衡的人事安排，其实为日后双方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也为武昌起义后指挥权的归属纠结留下了隐患。
　　
　　雄楚楼合并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未陈友谅在沔阳起事，就是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此前，由于四川保护同志军的起义，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汉的湖北新军第31标全标以及第32标的一个营。这些部队，皆划归钦差大臣端方，已经先行入川。而蒋翊武所在的第41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基本被打乱，不少党人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
　　
　　如此再延搁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同志响应，一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讯方式――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故”加以表示；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千端万绪开头难。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8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娄子。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军变。
　　
　　当天下午，一队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由于排长刘步云（记住这个名字，后来还会提他）干涉士兵喝酒，双方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炮营管带偏袒那位刘排长，派宪兵抓人打人，为此大大激怒了士兵。
　　几十上百的士兵乘酒劲发威，抢了几十把指挥刀，四处跳嚷，大叫“同志快起”。
　　
　　革命党在第三营的革命代表赵楚屏等人想借机起事，与几十个士兵一起冲入弹药库，拖出几门大炮要放。
　　
　　摆弄半天，他们忽然发现，大炮都没有引线，几个人才悻悻而去。
　　时为武汉最高军事长官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闻讯大惊，立刻派出马队前往南湖炮队弹压。
　　
　　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兵士早已逃散一空。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
　　
　　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来。
　　
　　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之更惧，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他们屡屡派出密探，到处侦探消息，搜集情报。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10月6日）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军中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更严格的，他还下令，即便是军营的中秋联欢会，也要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当时，与会的清朝文武官员很多，有人建议把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工程营士兵调离，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更加激起士兵反感而引发军变。由此，提议未获瑞澂支持。
　　
　　如果在楚望台调开了工程营，武昌起义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番景像。
　　
　　起义总指挥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一天起义，即阳历的10月11日。
　　
　　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乱中生乱，凭生枝节。
　　
　　10月9日那天，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轰然一声，出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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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5 14:47
　忙中添乱的烟灰
　　
　　孙武（1879—1939），原名葆仁，原本是很“传统”一个中国名字。由于他坚定反清，就把表字改为“尧卿”（摇清），号梦飞、遥仙（孙文是逸仙）。
　　
　　孙武是武汉柏泉孙湾人，据说祖父曾为太平天国战将（应该是他编造出来的故事）。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满精神。18岁时，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得遇“革命”同学吴禄贞。他们每每激谈天下事，意志昂扬。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孙武曾被封为“岳州司令”，但未及过瘾，就因为起义失败而被迫化名潜逃。
　　
　　后来，孙武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东京一度非常活跃。共进会成立后，孙武作为骨干归鄂，策划起义。
　　
　　在东京时，孙武身边好友个个都鼎鼎大名——宋教仁、秋瑾、胡瑛……
　　
　　回湖北后，孙武原本住在汉口的荣昌照相馆，天天忙乎制宣传单张，刻制印章，制造土炸弹。
　　
　　10月4日（农历辛亥八月十三）那天，他因怀疑有清廷暗探来查，就决定搬家。
　　
　　有同志李自贞作铺保，孙武等人搬到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并以此地为临时指挥总部。
　　
　　而身为起义领导层的刘公，很快带着妻子李淑卿与弟弟刘同，搬入此处居住。
　　
　　10月9日（辛历八月十八日）下午，孙武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忙不停地制作炸弹。他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
　　
　　孙武本人受过“专业”训练，加上起义时间紧迫，所以他专门负责制作土炸弹。
　　
　　他效率不低，一日可作大概50枚。
　　
　　刘公的弟弟刘同，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本性好动，又有抽烟的习惯。这一天，他倚着大木案，边看孙武忙乎，边喷云吐雾。
　　
　　烟头火忽明忽暗，阵阵香雾飘摇，孙武竟然想不到阻止这位小老弟抽烟。
　　
　　其间，刘公站久乏累，潇洒一弹烟灰，转身欲离去。
　　
　　他刚转身，桌案上的炸药蓬地一声腾起一团大火球，立时引燃了其他杂物。
　　
　　浓烟升起，孙武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灼烧。值得庆幸的是，他双目依旧能视物。
　　
　　手脸火辣辣的地疼，孙武很坚强，他一边命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当时在另外一间房子印制伪钞的李春萱向房子泼煤油。此举目的，是想在救火队来之前，把所有“证据”都销毁。
　　
　　俄国老毛子巡捕脚丫子快，蹬着大皮靴，很快朝着火地点赶来。
　　
　　听警哨声凄厉，孙武等人只得逃走。
　　
　　治病要紧，孙武被同志送往日本人开立的同仁医院。
　　
　　别的同志，纷纷走避于设在汉口的另外一处秘密地点——汉口法租界内的长清里18号。
　　
　　宝善里14号爆炸起火的原因，事后诸多人回忆，有的说是孙武自己制弹不小心，有的讲是赵楚屏装药失误，有的说是刘同抽烟烟灰落下引爆，说法不一。
　　
　　在场的十个人中，刘同本人被杀，孙武和别的人，日后回忆中又从未谈及细节。
　　
　　经过分析和对比，笔者比较认同“刘同烟灰引爆炸弹”一说。
　　
　　刘公的弟弟刘同这个少爷，确实算得上是革命的“丧门星”。
　　
　　宝善里爆炸时，刘公本人并不在场。从辛亥起义诸人的回忆中，似乎对他当时在何地没有提及。笔者所能设想的，刘公巨富出身，只把宝善里14号当落脚地之一，他肯定在汉口、武昌还有其它住所，所以，才形成当时他弟弟刘同一会儿在宝善里一会儿在别处的情形。
　　
　　事情发生后，大家在长清里18号集合。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话，他忽然脸色大变——包括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在内，共进会、文学社诸多的重要文件，均在宝善里14号！
　　
　　内疚加愧疚，刘公捶胸自责，他派弟弟刘同和妻子李淑卿往回踅返，试图取回花名册和文件。
　　
　　出于侥幸心理，刘公希望俄租界巡捕粗疏，未及发现那些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火眼金睛”的老毛子加二狗子们，视觉明，嗅觉灵，早已把文件、名册等物搜集齐全，转交给了清Z_F。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宝善里14号埋伏暗探，就等着有人上钩。
　　
　　结果自不必言。李淑卿和她的小叔子“丧门星”刘同二人，刚拿出钥匙想开门，就被潜伏已久的探子们围上，乖乖束手就擒。
　　
　　被逮以后，李淑卿风尘女子出身，见多识广，革命意志坚定。她咬紧牙关不松口，没透露任何消息。
　　
　　刘同呢，一十六岁少年，捱不过苦刑，把他能知道的一切尽数招供。
　　于是，在汉口的革命党人，包括刘公、孙武等，内心惶急无限。
　　
　　在如此情势下，别无选择，只得提前起义。
　　
　　他们便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向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报告发生的一切，立即组织起义。
　　
　　由于刘同的招供，原为文学社总部的小朝街85号，已经暴露在清廷视野之中，恐怕也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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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5 14:49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前的文学社机关所在地。其户主，乃陆军第八镇三十标排长张廷辅夫妇。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驻机关办公的刘复基。
　　
　　刘复基（1883-1911），字尧澄，湖南武陵（常德）人。他二十岁时，就积极参与宋教仁等人策动的华兴会长沙起义。败走日本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他一直猛劲从事革命活动，并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混成协当兵。
　　
　　从振武学社到文学社，都有刘复基坚实踏实的身影。后来，他被选为文学社的评议部长，从军队请长假，专门负责社务工作。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成功合并，刘复基在其中努力最多。他一直以反满革命大局为重，调和双方矛盾，苦口婆心，最终说服蒋翊武与共进会合作，一致对外，反抗清廷。
　　
　　当邓玉麟急匆匆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的时候，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都在场。
　　
　　仔细听取了邓玉麟的汇报，他们得知了孙武、刘公立即起义的要求。
　　在刘复基的催动下，大家一致同意提前起义。
　　
　　由于刘公、孙武都不在场，总指挥部里面，只有蒋翊武职位最高，自然他就充当“临时总司令”。这个决定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他本人就是先前两个组织联合推举的“总指挥”。
　　
　　最后，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如此匆匆，也是出于万般无奈――党人名册已落入清廷手中，如果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南湖炮队的炮声响不响，就成为当晚起义的关键。
　　
　　几个人商量后，就派邓玉麟去南湖炮队宣布命令。杨洪胜、陈磊等人分头出发，通知各标营的同志，准备当天夜里动手。
　　
　　为稳妥起见，他们还给邓玉麟配备了两个助手：徐万年和艾良臣。
　　
　　众人想，三个人前去南湖炮队去作通知起义的工作，总该万无一失吧。
　　
　　邓、徐、艾二人离开小朝街，时为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在城内转了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准备从文昌门出城去通知南湖炮队。
　　
　　由于天色已晚，城门搜查甚严。三个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
　　
　　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发现是自己同志，才帮助他们入得炮营。
　　
　　于是，几个人找来炮队的革命同志，到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那个时候，实际上当夜起义的计划已经流产——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本身就是南湖炮队的营代表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苍猝，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
　　
　　仔细研究后，徐万年和几个炮队同志都认定当夜再不能起义，就决定待到转天天亮，重新回到武昌小朝街总部，找蒋翊武等人仔细商议，重新议定起义时间。
　　
　　这几个人，暂时呆在炮队不动，紧张得一夜阖不上眼。
　　
　　他们生怕武昌方面会出什么事情。
　　
　　凡事，似乎总会往最坏的方面发展。
　　
　　当炮队中几个人忧急如焚时，小朝街85号，确实出事了。
　　
　　邓玉麟等人走后，刘复基、蒋翊武、陈宏诰等人深感不妙。
　　
　　傍晚时分，彭楚藩再度返回，带来令人紧张的消息——连宪兵营内都开始出现紧张气氛：上面有命令，严禁任何人离营。
　　
　　此情此景，似乎有风声走漏。
　　
　　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仅仅是走漏风声那么简单――刘同已经捱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全部和盘供出。
　　
　　清Z_F按图索骥，瑞澂等人派出大批军警，已经分别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大批军警人马，正悄悄向小朝街方向开进。
　　
　　几个人默不作声，他们都在默默企盼南湖炮队的炮声。
　　
　　只要炮声一响，同志们四下响应，一切都会明朗起来。
　　
　　过了午夜十二点，外面没有任何动静。
　　
　　为了打破令人窒息的死寂，蒋翊武把留声机打开。这样，好歹有些声音，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一种安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仿佛过了一万年……
　　
　　惶恐忧急间，门外忽然响起拍门声。
　　
　　刘复基、蒋翊武迅速起身，摸黑到二楼，向窗外望去。
　　
　　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雨点敲门窗棂的声响。
　　
　　
　　“什么人”蒋翊武问。
　　
　　“我啊……”
　　
　　“干什么？……”
　　
　　“我来找人……”
　　
　　“你是谁？”
　　
　　“……我来找你们当家的，先开门再说……”
　　
　　至此，屋中几个人知道事情泄露，纷纷持枪找炸弹。
　　
　　依照当时的情形，他们也只能乘黑一拼。
　　
　　刘复基率先冲下楼，几个人紧随其后。
　　
　　还没跑到院子里，军警们猛然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
　　
　　刘复基立刻扔出一颗炸弹。
　　
　　军警们慌了，向后一齐闪避。
　　
　　可惜，臭弹一颗，连火星都没冒。
　　
　　军警认为是假弹，忽喇喇又往前涌。
　　
　　刘复基站在楼梯中间，掏出另一颗炸弹，扔在自己脚下，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炸弹仍旧没爆——忙中出乱，这颗炸弹竟然没装上栓钉。
　　
　　未容刘复基再反抗，军警们扑上，几个大汉把他按在当地。
　　
　　刘复基看着周围清一色的大盖帽压大辫子，大声骂道：“你们这群清狗子，很快就要灭亡！汉人兄弟们，大家想仔细，不要为清狗子卖命！革命党遍布国中，清朝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正因为刘复的英勇抵抗，为他身后的同志赢得了时间。
　　
　　蒋翊武几个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
　　
　　他们关死房门后，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们四下鸣枪，吹哨，叫嚷，周围乱成一锅粥。
　　
　　中国人爱看热闹，不少人家开门提灯，走到街上看热闹。
　　
　　陈宏诰运气最好，有个J_C认识他，和他亲热打招呼：“哟，这不是陈科长的公子吗，您来这干吗？也是抓人办案吗？”
　　
　　“是啊，办案，办案。”陈宏诰一边打哈哈，一边从容脱身。
　　
　　随他而出军警包围圈的，是彭楚藩。他身穿宪兵队的排长制服，气宇轩昂，背手昂胸，没人敢拦他。
　　
　　蒋翊武运气也不错。他刚从岳州回武昌不久，穿着身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J_C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解释说自己上街来看热闹。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军警不疑有诈，抬手给他一棍，一脚猛踢他屁股，让他快滚。
　　
　　军警作梦也想不到，刚刚滚走的“乡巴佬”，正是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
　　
　　鬼使神差，已经安然脱险的彭楚藩自恃有宪兵队军装在身，不久又兜转回来，想趁机把刘复基或别的被捕同志救走。
　　
　　这次再无好运气，他被一个军官拦住，问他到此何干。
　　
　　“办案，我来这里办案。”彭楚藩大大咧咧。
　　
　　如果他说路过，兴许军官就把他放过去。他说来办案，反而引起了那位警官的怀疑：“你宪兵营的人，办什么案呢？没人让你来参加今天的行动……”
　　
　　不听彭楚藩解释，他一挥手，立刻过来几个持枪的士兵，把彭楚藩缴械，押他回了J_C厅。
　　
　　当夜，除了彭楚藩，刘复基以外，还有出外送信的杨洪胜，也被清Z_F逮捕。
　　
　　杨洪胜（1875-1911），湖北谷城人，是个参加文学社仅半年的普通士兵。为了更积极介入革命工作，他请假离营，以开杂货店为掩护，整日忙碌不停，把革命党人赶制的炸弹分批偷运入军营内。这种活儿，又琐碎又危险，还引起了他所租房房主的注意（其房主是反动军官手下的勤务兵）。
　　
　　恰恰在10月9日当天上午，反动房主把杨洪胜的事情报告给J_C局。
　　小朝街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决定起义后，杨洪胜作为送信人，及时把起义计划通知到了熊秉坤所在的工程第八营和驻扎在塘角的辎重营。然后，他没有任何停歇，开始了紧张的运送炸弹工作。
　　
　　由于工程营中反动军官有所戒备，他没能把一挎蓝的炸弹送到那里，只能急忙跑回杂货店。
　　
　　恰好，军警接到举报后，认定杨洪胜是党人，正派人赶去逮捕他。
　　
　　候了快一天，终于把杨洪胜候个正着。
　　
　　手中有满满一蓝炸弹，杨洪胜心不虚。
　　
　　他一边掉头跑，一边信手拈出一颗炸弹扔向追他的军警——栓钉未及装上，铁疙瘩着地后，没响。
　　
　　吓得趴了一地的军警气急败坏，再起身追赶。
　　
　　杨洪胜装上一个栓钉，又一甩手，响了。
　　
　　毕竟土制炸弹，估计还赶上一颗装药不够的。砰然一声后，大爆竹一样，周围的军警只被吓个大激灵，根毛未损。
　　
　　倒霉的是，杨洪胜本人却被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腿部，仆倒在地。
　　
　　军警们来了精神，个个奋勇争先，直朝杨洪胜扑来……最终，寡不敌众，杨洪胜被生擒。
　　
　　十月九日的大搜捕，折腾了大半宿，终于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个“要犯”的被捕而结束。
　　
　　此时，湖广总督瑞澂办事的“效率”尤其高，他立刻在制台衙门对三个人进行“公审”。
　　
　　对于谋逆大案，长久以来，清廷一直施行“公审”。他们原本的用意，在于震慑大众。
　　
　　时至清末，“公审”却每每变成革命者慷慨激昂的宣传演出。
　　
　　半夜三更，听说有革命党人要被审讯，制台衙门的四面八方涌来无数人众，里三层外三层，乌压压站满，个个屏息细听。
　　
　　害怕自己在审讯期间遭人刺杀，瑞澂派出手下爪牙、时任督练公所主办的铁忠和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在前庭当主审官，他藏于内院主持幕后。
　　
　　由于彭楚藩身上所穿宪兵排长的制服，他自然首先被带上堂审讯。
　　高座的铁忠，气势汹汹正要发问，见彭楚藩大踏步上堂，他忽然一楞。
　　
　　倒不是英雄的凛然无畏打动了铁忠，而是彭楚藩身上的宪兵军官制服让他心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铁忠的妹夫。
　　
　　所以，铁忠想，如果面前此人真是宪兵营的人，肯定会影响自己妹夫的仕途。
　　
　　定定心神，铁忠有了主意，问：“你是宪兵营的人？”
　　
　　“是”。
　　
　　“姓字名谁？”
　　
　　“彭楚藩。”
　　
　　“嗯，这帮草包，怎么把宪兵营的人也拿了来！肯定是他们抓错人了。”铁忠摇摇头，眼睛紧盯着彭楚藩，希望对方明白自己的用意。
　　如果彭楚藩想活命，只要随声附和，说正是军警抓错人，立马就可走人。
　　
　　“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
　　
　　铁忠闻言，脸色大变。
　　
　　沉默了片刻，铁忠一拍桌案：“你自己是宪兵营排长，竟然犯上作乱，难道受革命党指使，速速招来！”这句话，仍旧给彭楚藩一个下台的台阶。如果承认自己受党人诱惑造反，依然可以有“立功”机会。
　　
　　彭楚藩高声抗言：“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人卖国，奴我汉人，我们就是要推翻满洲Z_F。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凡天下黄帝子孙，皆与我同党！我现入革命党、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大丈夫死耳，早杀为盼！”
　　
　　铁忠气急败坏。他支使衙役：“来人，让这厮跪下！”
　　
　　衙役们涌上，几个人推搡按压。彭楚藩屡跪屡起，怒声叫骂：“我皇皇汉族，岂能跪你犬羊贱种！”
　　
　　与铁忠同为审问官的湖北布政司陈树屏问：“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为什么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彭楚藩：“我正因为深知大义，才不致于被尔等一帮满奴牢笼住而坐以待毙，才能心中存有雪我汉族祖先数百年大耻的决心。今日，想必胡运尚未告尽，我们做事不秘，致使行动泄漏。恭喜在场各位，你们这些奴才，又有升官发财的新路了。”
　　
　　陈树屏：“你何苦要造反呢，难道不可惜自己的大好头颅吗？”
　　
　　彭楚藩：“你真是糊涂至极！你也不想一想，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头颅作为代价！况且，抛掷我一人的头颅，能换取我四万万同胞的幸福，我又怎能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铁忠气鼓鼓，问：“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
　　
　　彭楚藩笑道：“我是宪兵啊。”
　　
　　“既然是宪兵，你肯定知道大清的法律。既然你领取国家的饷银，就应该为国家尽力，谁料到你竟然知法犯法，知道罪大吗？”铁忠来了精神。
　　
　　彭楚藩：“我当宪兵的目的，不过是借此身份便于革命。你所说的饷银，乃我四万万同胞的膏脂，哪里是你们满清犬羊的饷银！你说我何罪 ，我就是何罪，不必多言！”
　　
　　铁忠无言。呆了半晌，他才说：“你有党羽多少？他们在哪里？**炸弹到底藏在何处？我劝你还是都招供了。如果供得好，我们想法成全你！”
　　
　　这些对话，使得幕后听审的张彪、瑞澂等人大怒。瑞澂提笔写下几个字“彭楚藩谋逆大罪，枭首示众！”
　　
　　于是，衙役们推着彭楚藩往督署东辕门处，杀害了这位英雄。
　　
　　一路走，一路骂，彭楚藩无任何怯懦迟疑。
　　
　　在场百姓，暗中叹息不已。如此高大垒落的鄂城男子汉，临死不惧，真属少见。
　　
　　
　　
　　彭楚藩此时，年仅二十七岁。
　　
　　杀了彭楚藩，铁忠提审刘复基。
　　
　　“在小朝街85号，你竟敢向军警抛扔炸弹。你吃着我大清的皇粮，受着大清的恩惠，怎敢做出如此反逆之事？”铁忠怒喝。
　　
　　刘复基外形似一文弱书生，目光如炬，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声如洪钟：
　　
　　“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满清实与我汉人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满洲Z_F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我大汉子民，正是要推翻你们这些满狗，重振大汉国家，雪百年之耻，重振中华声威！……”
　　
　　刘复基擅于言辞，口齿清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场民众，无不悚然动容。
　　
　　铁忠更怒，吩咐衙役当庭用刑。
　　
　　棍棒交下，鲜血横流。刘复基四肢俱折，仍旧骂不止口。
　　
　　在瑞澂授意下，铁忠用笔沾墨，大写一个“斩”字。
　　
　　虎狼衙役们拖着刘复基往东辕门。
　　
　　临刑前，英雄用尽全力，三声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刘复基这样一个大英雄，还是一个孝子。他母亲住在湖北乡下，自三月以来，由于革命迫在眉睫，他最后看望了一次母亲，跪地洒泪道：“母亲大人，儿为国事奔忙，恐怕日后会有好长时间不能探望您，望您原谅孩儿的不孝！”英雄母亲，心中虽忧，口中励劝：“我儿但去无妨，国家事大，勿忧我。”
　　
　　母子一别，阴阳永隔，思之令人鼻酸。
　　
　　最后，庭下只剩下了一个看上去极其质朴憨厚的杨洪胜。
　　
　　望着腿肚子上一个大血窟窿往外冒血的囚犯，铁忠很想留他一命，以示“大清”的仁德，给围观市民留个好印象。
　　
　　“看你这样子，当过兵吧，肯定是个大老粗。你受那些读书人盅惑，是上当受骗吧？”铁忠言声放缓。
　　
　　“呸！老子是自愿当革命党！”
　　
　　铁忠闻此言，牙关紧咬：“你扔炸弹拒捕，炸弹从何处来？”
　　
　　“当然是造的！”
　　
　　“谁造的，从何人处获取？”
　　
　　“不知道！”
　　
　　“只要你能供出制弹人和藏匿地点，本官保证，饶你一死！”
　　
　　“老子不怕死！杀便杀，死就死。除了旗人，天下皆是革命党！”
　　
　　铁忠怒不可遏，愤然起身，大喝一声：“斩！”
　　
　　刽子手们上来，拥搡杨洪胜而去。一路之上，仍留下英雄不绝的骂声。
　　
　　三位大英雄，铁舌钢牙，无人透露出任何丝毫提前起义的消息。
　　
　　杀掉彭、刘、杨三个人后，在统制张彪等人建议下，瑞澂从后堂发话，派人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十六岁少年刘同提出监狱，拉去辕门砍了头。
　　
　　一直以来，由于刘同的“叛变”，凡是关涉辛亥革命的书，均对他众口一词，骂声一片。
　　
　　凭心而论，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人，我们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他，是否过于苛刻？
　　
　　刘胡兰更年轻，十五岁就献出宝贵生命。但据近年在世的乡亲们回忆，她临刑前，并非像宣传上所讲高喊革命口号什么的，而是这个样子：
　　
　　“……孩子被吓坏了，她被按在铡刀下面的时候，傻傻地说不出话来……”
　　
　　念此，笔者觉得，少年刘同，仍旧应该归为辛亥就义烈士中的一位。
　　一腔少年血，尽为革命抛。
　　
　　杀掉几个人之后，湖广总督瑞澂心中稍安，他觉得自己已经立下大功一件，便顾不得休息，与师爷详议，电奏朝廷，洋洋洒洒，大讲自己如何“诸葛亮！”，如何不动声色擒斩“贼党”……
　　
　　邀功之后，他疲乏已极，倒卧床上，昏然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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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12 03:17
　　　
　　
　　
　　
　　被谣言激促的革命
　　
　　
　　瑞澂杀了革命党几个人，给读者的印象，似乎他就是个杀人狂，凶恶屠夫。其实，不大尽然。
　　
　　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字莘儒。从中央到地方，他作官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并不属于那种全凭关系往上爬的满洲权贵。这位爷，肚子里很有些才学和本事。当然，完全说他凭本事在官场混，也是谬赞——他爷爷是大学士琦善（挤兑林则徐那位），爸爸是将军恭镗。
　　
　　权贵出身的瑞澂，官场作风比较好，清廉不贪。如遇承平盛世，他很可能是个百姓翘大拇指的好官。乱离季世，这样的人，处于浪口风尖，就如小草，任凭疾风狂吹。
　　
　　军警们从宝善里搜得一整套革命党人名册，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就劝他下狠手――立刻召集军将，按册抓人，大开杀戒，如此可防患于未然。
　　
　　瑞澂缺乏果决的魅力，他本人又信佛，总觉杀人太多有损阴德。就连铁忠勾决彭、刘、杨等人，他也在后堂犹豫许久，最终在张梅生等人催促下才最后拍板执行。
　　
　　有人可能会问，张梅生一鼠须师爷，有那么大能耐吗？当然有。这些官府的高级幕僚，熟读中国古代历史，深谙权谋治乱之道，学问见识往往大大高于他们的雇主。书生没运气中举，他们只能把大好才华窝起来，去当慕宾。赫赫大名左宗棠，就是刀笔幕吏出身。
　　
　　奴才发起狠来，往往凶过主子。
　　
　　事实证明，瑞澂的犹豫，完全是妇人之仁。如果他果决，就马上按照名单抓人；如果他有大慈悲，大智慧，完全可以在搜获名册后召集新军中小级军官，当众宣布此事，然后把名册公开销毁，表示既往不究。这样做，定可大大削弱新军内革命党人即时起义的危险。
　　
　　关键时刻的懦弱迟疑，换来的，无非是窝心一剑。
　　
　　十月十日早晨，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被清脆嘹亮的起床号惊醒。连夜的策划、操劳，他刚眯了眯眼睡了一小觉。
　　
　　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那一天，即将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就在昨天，三棚的革命军士兵任正亮臂上捆着一块白绷带，混入排长室，想要偷子弹，被排长陶启胜发现。陶排长发现异样，马上喝问道：“你臂上捆绷带，要干什么？”
　　
　　“我胳膊受伤，以此扎缚。” 任正亮回答。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其实，胳膊上捆扎战斗绷带，是熊秉坤为了起事后让同志分清敌我的一种标志。当时约定，枪响后，为避免误伤同志，革命军左臂缠白绷带一条。（选择左臂，也有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的意思）
　　这个情况，陶启胜和队官们都商量过。但是没有确实证据，所以他们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10月10日吃早餐的时候，从外面买菜回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说督府半夜刚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据司务长讲，那几个人被杀后，血淋淋首级的搭在两块砖头上，还被拍成照片，均贴在墙上示众。
　　
　　不仅仅是杨洪胜，另外的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均是自己好友。得知此噩耗，熊秉坤悲从中来。
　　
　　没时间咀嚼悲痛。熊重坤作为革命军代表，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消息越来越明朗，军警昨晚和今天凌晨，破坏了革命党数个机关办事地点，抓走数十人。革命军名册，已经落入清廷之手，危险迫在眉睫。
　　
　　彭刘杨三人被杀后砍头的照片被发送至每个军营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布告和照片。面对如此白色恐怖，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皆默然无声。
　　
　　好在有个名叫徐兆宾的革命士兵有胆识，他站出队，高声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
　　
　　趁此，熊秉坤激劝道：“早晚是个死字！我们的名单已经在瑞澂之手，与其等着他们按册点名杀头，不如今天拼死一搏，或能侥幸得生！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听说过近日安徽徐锡麟和广州黄花岗的烈士吧？他们死后，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合力进取，或许起事成功。即使失败，也对民国作大贡献，使后世铁血男儿以吾等为榜样，为革命蹈死不顾！何况，我们今夕举事，还不一定非死不可！”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熊秉坤对各队代表说出了立刻起义的想法。
　　
　　当时他倒不是在用“激将法”，他没那么多心计和脑筋。
　　
　　他所想，正是大家所想。
　　
　　“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明明白白，虽死犹荣……”
　　
　　众人纷纷附合，没有一个人犹豫。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大家认为，如果不动手，彭、刘、杨的下场，定会等待着他们。
　　
　　工程营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接着，熊秉坤亲自去邻近的29标，找到了驻营的革命代表蔡济民。
　　
　　进屋时，他发现蔡济民躺在床上，蒙被大哭——他正在为牺牲的三位烈士而哭泣。
　　
　　听熊秉坤说要今天起义，处于悲愤中的蔡济民顿时擦干眼泪，精神抖擞，马上唤来29标附近的30标同志，共同约定起义计划。
　　
　　本来，众人约定下午吹晚操号的时候起义。当天，清军统制张彪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晚操。于是，熊秉坤等人把起义推迟到晚上七点，即点头道名和二道名中间的空隙。
　　
　　工程营中，不缺枪，只缺子弹。
　　
　　由于近日清廷戒备日急，所有士兵手中的子弹皆要上缴。幸好，昨日杨洪胜送来50发子弹，加上10月10日当天一个士兵从长官那里偷来两盒，约有100发子弹。
　　
　　好歹，工程营有150发子弹可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新军内部要暴动的消息，早已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
　　
　　10月10日一天军营中异样的气氛，让几个小头目们也焦虑不安。
　　
　　天刚擦黑，卫兵长方定国首先来见熊秉坤。他开门见山就说：“兄弟，我知道你们今晚要干大事，我决不阻拦，也不上告。只求你们别对我下手。我从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多多包涵。”
　　
　　熊秉坤以直报直：“我们都是汉人，绝不自相残杀。”
　　
　　方定国刚走，队官罗子清后脚进门，很惶恐地问：
　　
　　“今晚起事，是不是排满杀官？”
　　
　　“排满是一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要被干掉！”熊秉坤语气坚定。“先前安徽、湖南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我们八镇起事，各省一定会当作榜样，肯定成功！只要有人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半响默不作声。最后，他清清嗓子，说，“好吧，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多担待。”
　　
　　从新军内部的官职上看，熊秉坤只是棚的“正目”，如此小小班长，刚才来和他讲话的方定国、罗子清，都是他的上司。他们如此屈尊俯就过来“唠嗑”，无非是慑于军营中的革命势力。
　　
　　在新军各标各营中，类似这二人心态的中、低军官非常多。以致于事起之后，这些人大多临场逃散，没多少人出来主持局面与革命军对抗。
　　
　　晚七点，头道名点毕，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开始摩拳擦掌。
　　
　　各个拿出枪枝，拭擦调校。
　　
　　行动前，熊秉坤出于好心，找到他在军内的一个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
　　
　　“你哥哥陶启胜，一向性格孤癖不合群，得罪人不少。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很可能被杀掉。你我兄弟一场，同为革命党人，我不忍见你家庭内兄弟离散。不如这样，你先去劝劝你哥哥，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感动，马上找到哥哥，说明原由。
　　
　　岂料，身为新军排长，陶启胜真是死催，他不仅不听弟弟的劝告，反而大叫而起，立刻叫上两个护兵，直奔他所辖的排，深入各棚去查验，准备核实后到上司那里告变。
　　
　　好心当成驴肝肺，熊秉坤一番善意，差点酿成大祸。
　　
　　眼见哥哥猪颠疯一样跑出门，陶启元暗暗叫苦，飞速回转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上了楼。进入一排三棚宿舍，他果然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仔细地用油布擦枪。
　　
　　在场的其余几个人，也全副武装，行踪十分异常。
　　
　　“今晚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持械？”陶启胜问。
　　
　　“没什么别的意思，防备万一嘛。”金兆龙漫应道。
　　
　　平时排长看上去挺牛逼，现在马上要革命了，金兆龙不怎么拿他当回事。
　　
　　“防备个屁！我看你是想造反！”说着话，陶启胜对身后两个跟自己一起来的护兵说，“缴他械！”
　　
　　“老子就要造反，关你屁事！”金兆龙横眉竖目。
　　
　　两个护兵没敢动。宿舍内的士兵人数不少，情形大异。
　　
　　谁都不傻，眼前亏吃不得。
　　
　　陶启胜恼羞成怒，自己扑上前，扭住金兆龙手中枪，亲自抢夺。
　　
　　二人扭打在一处。
　　
　　甭说，陶启胜排长不是白当的，身体又魁梧，没几下，他就把金兆龙摔压在身下。
　　
　　事起苍猝，屋内的士兵面面相觑。
　　
　　“弟兄们，楞着干啥，动手啊！”
　　
　　一句话，提醒了革命士兵，使他们从懵懂状态下清醒过来。
　　
　　首先，是程正瀛高举枪托，朝着陶启胜脑袋猛砸。
　　
　　力大枪沉，陶启胜脑袋登时被砸开了瓢，血花飞溅。他身边两个护兵见势不妙，先扭身往屋外跑。
　　
　　陶启胜这时候才忽然知道害怕。他想起了那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语，捂着自己血乎乎的脑袋，大叫着跑出宿舍。
　　
　　三步并成一步，陶启胜往楼梯下面窜。
　　
　　情急之下，陆正瀛急了。正好他枪里有子弹，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
　　
　　知道上面的士兵想要自己性命，陶排长忍住巨痛，一手捂头，一把把腰，趔趔趄趄地接着跑……
　　
　　陆正瀛的这一枪，正是武昌首义第一枪。
　　
　　陆正瀛（1885-1916），鄂州人，字定国，属于共进会组织。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普通士兵，但同时也是私下任命的工程营革命军第二队第五支队队长。
　　
　　现在大多谈论辛亥革命，皆把首义第一枪归功为熊秉坤，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熊秉坤本人的回忆录，也讲是程正瀛开枪打中陶启胜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后人之所以纷纷把“第一枪”之功归于熊秉坤，实是受了“大人物”的误导。1914年，孙中山与熊秉坤一起在日本，老孙当众夸赞介绍说：“这位就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同志。” 1919年，孙中山写国庆社论的时候，又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如此说，大家自然跟风。
　　
　　当然，从政治领导意义上的“第一枪”讲，非熊秉坤莫属。但要说真正放的辛亥第一枪，确是程正瀛所为。
　　
　　这一枪，真是发令枪。
　　
　　枪声过后，工程八营内的革命士兵，登时大噪，大多数人抓起武器，从宿舍中冲出。
　　
　　混乱中为了壮胆，士兵们纷纷向天放枪。
　　
　　工程营管带阮荣发听见枪声响成一片，心内大惊，立即带着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之涛，急匆匆赶往士兵宿舍。
　　
　　他们各提手枪，准备前去弹压。
　　
　　恰巧，三个人迎面碰上一队士兵，大概几十人，黑压压正朝这面飞奔。
　　
　　为首一人，扭腰摆首，似乎正带队前来攻打的样子。
　　
　　阮荣发有神枪手之号。他确定带头奔向自己的，就是造反首犯。于是，他想都不想，抬手就是一枪，正中来人的前胸。
　　
　　中枪的不是别人，正是陶启胜。
　　
　　他本人被程正瀛击中后，带伤往外狂逃，后面一堆士兵猛追。这种场景，给阮荣发造成了他是领头人的错误印象。
　　
　　结果，陶启胜挨上了最致命的一颗子弹，终于不支，摔倒在地，边啃泥土边抽筋……
　　
　　见陶启胜当庭被射倒，管带阮荣发凶神恶煞状。
　　
　　众革命士兵出于平时服从的惯性，都站住脚步，楞楞地看着阮管带下一步举措。
　　
　　阮荣发自以为一枪已经收取了杀一儆百之效，胆量陡增，他大声喊道：
　　
　　“弟兄们，首恶已被我击毙，大家不要乱，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们赶紧放下武器，各回各棚待命……”
　　
　　这时候，熊秉坤等人正在二楼。望见士兵们与阮荣发三个人僵持，知道这样拖下去会坏事。于是，他便带头操起一个花盆，猛往楼下砸。
　　旁边士兵见状，纷纷操家伙，手边有什么是什么，脸盆、痰盆、桌椅板凳，一顿乱砸。
　　
　　阮荣发自以为是工程营“一把手”，刚刚又杀了一个带头“造反”的，气势汹汹，手中枪挥个不停，口沫乱溅，企图镇赫士兵。
　　
　　楼上一位名叫吕中秋的革命士兵，恰好枪里有颗子弹，他手一抬，朝着阮荣发就开了一枪，擦着他肚皮飞过。
　　
　　三个官长一见士兵真开枪，立刻着慌。他们边开枪还击，边往后跑。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离他最近的一名革命士兵。
　　
　　士兵徐少斌步子快，追上了阮荣发，顶着他后脑就开了一枪。
　　
　　顿时红白飞贱，这位营长（管带）被击毙在当地。
　　
　　连管带都干掉了，士兵的胆气益壮。随同阮荣发一起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和张文涛也没走远，程正瀛枪法好，两枪撂倒了二人。
　　
　　革命士兵们纷沓而至，乱枪齐发，把两个人打得浑身血窟窿。
　　
　　熊秉坤带领大家冲出营门，士兵们边跑边大叫：
　　
　　 “暴动者生！留营者死！”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屯积军械弹药的楚望台。
　　
　　那个可恨又可怜的陶启胜，中了数枪，还在喘气，被革命军士兵交给其弟陶启元看护。倒霉蛋呻吟一夜，转天早晨才咽气。
　　
　　被“敌人”和自己人正反面当靶子打，陶启胜霉到极点。
　　
　　在工程第八营枪声的呼唤下，隔邻的29标、30标新军革命军士兵纷起响应，呐喊冲锋，冒着小雨冲向楚望台。
　　
　　与此同时，陆军测绘学堂的全部学生，皆冲出教室。他们推开拦阻的教官，撕烂窗帘和被单，在臂上捆扎白布条为标记，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行文至此，笔者要旁开枝节加以释疑的就是，如果单从时间上算，武昌首义真正最早发难的，其实不是工程第八营，而是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队。
　　
　　亲军第21混成协所辖的第11营，其下有工程队、辎重队，他们驻扎在武胜门外的塘角旧恺字营。本来，革命军士兵相约晚上放火为号发难。但当晚6点左右，恰值队官以上的军官都被召集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同志认为机会大好，就决定提前起义。
　　
　　一名叫蔡鹏升的士兵进入马棚，点燃了马草库。
　　
　　大火一起，李鹏升等人即率辎重队同志起义。
　　
　　炮营管带张正基听见人声噪杂，枪声不断，心里发虚。他不敢贸然率人镇压，就带着开会的军官们，逃往青山躲避，在山上观察形势。
　　
　　辎重队发难后，相临的炮营工程队，大约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也把营房点燃，乘乱起义。其中有一部分人加入辎重队行列，有一部分人从武胜门进入武昌，攻占了凤凰山炮台。
　　
　　李鹏升等革命军士兵途经彭杨公祠时，遇到一伙J_C武装在那里发枪阻截。
　　
　　士兵们猛攻，毕竟战斗力远远超出那些未受正规军事训练的狗子们，很快就把那伙J_C打散，最终与赶来的炮队起义士兵在中和门（今起义门）会合，往楚望台方向杀去。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看，炮营辎重队的发难时间，确实早于熊秉坤、陆正瀛等人，大约提前一个小时。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枪”，是“第一把火”。
　　
　　辛亥革命胜利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本人曾亲自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这位章爷是大学问家，辛亥革命老人，跟当事人谁都不陌生，想必写之有据。
　　
　　但是，从真正的“第一枪”意义上讲，塘角辎重队虽然起事较早，毕竟在城外，他们放火、整队、绕路，最终到武昌时，城内已经大势得成。
　　
　　所以，如推首功，非工程营革命士兵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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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12 03:18
　　摧朽拉朽树大旗
　　
　　名部起义士兵，争先恐后，不约而同，目标只有一个——楚望台。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去那里取枪抢弹药。
　　
　　革命军士兵手上枪枝不是很缺，却极缺弹药。
　　
　　没有子弹，长枪还不如烧火棍。
　　
　　作为武昌一带最重要的军械库，楚望台有日本六米厘五步枪一万五千枝，德国七米厘九毛瑟双筒枪一万多枝，汉阳造单筒六米厘五长枪数万枝，子弹不计其数。
　　
　　在总指挥部早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中，收取楚望台是营中起义实施后最重要的一步。各标各队的革命代表，均十分清楚这一点。
　　
　　革命军士兵知道楚望台的重要性，瑞澂等人当然也知道。
　　
　　自从得知新军要起事的消息后，瑞澂、张彪一直陆陆续续地撤换驻督署、藩属等重要部门的新军，换上他们自己认为最可靠的部队和军官。
　　
　　本来，铁忠就认为把守楚望台的工程营不可靠。但九镇统制张彪认为工程营是自己嫡系部队，坚决反对撤换工程营。
　　
　　即便如此，张彪还是听取了铁忠的某些建议，在军械库前重筑一道新的防御工事（10月10日那天，工程仍在建构中），并派铁忠的副手、督练公所的课长李克果担当楚望台监督官。
　　
　　李克果本人当过工程营管带，按理讲熟知军情。如此人事安排，不能说不稳妥。
　　
　　出于对军械库的高度重视，李克果本人一直吃住在那里。
　　
　　负责楚望台守卫任务的，是工程八营左队。在这里，革命党人的正队长叫罗炳顺，副队长马荣。事前，熊秉坤已经通知他们，枪声响后，立刻抢占楚望台。
　　
　　自不必言，工程营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就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率身边亲随数人，跑到制高点处瞭望，让人火速把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找来，命令道：
　　
　　“你立刻集会队伍，严加保护军械库，不得有失！有接近楚望台者，格杀勿论！”
　　
　　吴兆麟很听话，马上集结左队全体士兵，并由李克果战前训话。
　　
　　当时，这位监督官话并不多，只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仔细安排布防，保持高度警戒。
　　
　　他有所不知的是，把守军械库的左队士兵，十之六七都是党人。
　　
　　罗炳顺、马荣等人听到枪响后十分激动，表面上却强装镇静。
　　
　　听李克果训话后，马荣首先发问：
　　
　　“我们士兵手里一粒子弹也没有，乱党有枪弹，冲杀过来，我们怎么挡得住？”
　　
　　原来，为了防备新军士兵暴动，瑞澂一直特别警惕，曾下令收缴所有实弹，就连把守军械库的官兵子弹，也在收缴之列。
　　
　　“监督官，总不能让弟兄们以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听着日益频密、越来越近的枪声，吴兆麟对李克果说。
　　
　　“当然要发子弹！去把仓库主任找来，开库，发子弹！”李克果命令道。
　　
　　“没有总督命令，我不能发子弹，担不起这个责任。”仓库主任是个轴头。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我负责，马上发，耽误事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
　　
　　仓库主任没办法，只能拿钥匙开门。
　　
　　士兵们挺有秩序，排队去弹药库领子弹，行动迅速。
　　
　　见最后一名士兵也领到了子弹，革命党人马荣马上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
　　
　　“弟兄们，反了！反了！”
　　
　　毕竟已经听见外面起事的动静，左队士兵抑制不住心内的兴奋，纷纷朝天放枪。
　　
　　站在高台的李克果惊呆了。
　　
　　愣怔片刻，他本想充英雄想以口舌说服起义士兵，但现场大乱。
　　
　　士兵四下奔跑，砰砰放枪，李克果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吴兆麟见势不妙，小声说：“趁这些人还没朝您开枪，还是躲躲吧。”
　　
　　“躲躲吧。”身边人都劝。
　　
　　“躲吧……”
　　
　　李克果长吁一口气，在随从掩护下跑了。
　　
　　吴兆麟也消失在暗影之中。
　　
　　如此守卫森然、弹药无数的军械库，不费吹灰之力，已经落入革命军士兵之手。
　　
　　历史，有时候显得那么富有故事性，近乎荒谬。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工程营29标、30标等其余党人陆续有来，最终大家合计人数，总共才四百多人。而先前率本部往楚望台方向行进的熊秉坤，当时手下仅四、五十人。
　　
　　一个班长（棚的正目）领导了震惊世界的革命，真真不可思议！
　　
　　作为工程营革命士兵总代表，熊秉坤不敢怠慢，立刻站在刚才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以下命令：
　　
　　1．本军冠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
　　
　　2．本军今晚作战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3．作战目标为督署，敌于大小都司巷，吴家巷，望山门，水陆街，豹头堤布防。
　　
　　4．敌兵力为教练2队，辎8营，机关枪1队，水机关4挺，警卫1队，宪兵1营，消防救火1百人，约1500人。
　　
　　5．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厂，大朝巷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临时大本营。
　　
　　6．金兆龙率工8营后队2排及右队1、2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8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7．徐少斌率工8营前队3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沿津水闸布防。
　　
　　8．林振邦率工8营左队3排占领千家街，向15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9．余作总预备队。
　　
　　10．今晚口号：“同心协力”。
　　
　　忖度仔细，计划缜密，富有军事远见。可见，熊秉坤确实是个人才。
　　
　　但是，他高声讲话的时候，下面的士兵大多数人都没在听，根本没有刚才李克果训话时的立正肃立倾听之态。
　　
　　工程营的革命士兵虽然不少，但平时分属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系统。
　　
　　此时，平素熟络的士兵三五相聚，纷纷形成了两派。
　　
　　当然，当时他们没有火并的念头，只是凭平时的亲近感觉扎堆儿。
　　
　　不仅好多人不听熊秉坤讲话，有些人还不服气，低声嘀咕：“这个熊秉坤不过是个后队三棚的正目，他凭啥指挥我们，别听他瞎咋乎……”
　　
　　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们，熊秉坤、马荣等人心内焦急——仅仅取得第一步胜利，督府内的瑞澂还在，统制张彪还未发威。
　　
　　如此延搁下去，天一大亮，余部清军聚结，胜负难判。
　　
　　束手无策间，有巡哨士兵押来一人。
　　
　　熊秉坤一见，如获至宝。
　　
　　天上掉下来一个吴哥哥！
　　
　　被士兵用枪押来的愁眉苦脸的这个人，正是负责把守楚望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湖北鄂城人，出身贫寒，16岁就伍当兵，学习操练刻苦，先后考入军内讲习所及湖北参谋学堂，编著过军事作战小册子。 1909年，他以参谋学堂最优等生的身份，回到工程八营担任左队队官。其实，他本人也有“革命”经历，曾在1905年加入过“日知会”。这个组织被清Z_F查抄后，他就逐渐脱离了军中革命组织。
　　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李克果逃走后，吴兆麟并没有立刻跟着跑，一直在军械库附近转悠。
　　
　　他之所有没有立刻出现，主要是心中有顾虑，怕首先当了被宰之鸡，为“排满杀官”的革命军杀掉。
　　
　　在军队，最重官衔、资望，毕竟熊秉坤一个小小正目，革命发起后，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统领越来越多的士兵。
　　
　　如果任凭军心焕散下去，革命不成，失败的可能极大。
　　
　　看到了灰头灰脑的吴兆麟，熊秉坤眼前一亮。他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达成了共识，推举这位队官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了哪里？”熊秉坤问。
　　
　　“我躲起来了……怕遭到弟兄们的杀害。”
　　
　　“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准备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不，不。”吴兆麟赶忙摆手，“弟兄们不杀我，吴某已经感恩不尽，哪敢担任总指挥。”
　　
　　“我们都读过你写的教材，你又是日知会的成员，道德文章，素为我等所抑，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不仅熊秉坤、蔡济民、马荣等人如此说，过来围观的士兵，也大多赞同、附合。
　　
　　吴兆麟仍旧推辞、谦让。
　　
　　最早与陶启胜在宿舍中扭打引发“第一枪”的金兆荣见状着急，他挺着刺刀上去，苦劝道：“现在不要婆婆妈妈了，让你干，你就干。等清狗子们组织好了戟我们，我们一群人哪个也甭想活！”
　　
　　其余士兵闻此言，纷纷感动，异口同声苦求，甚至有的人掉下了眼泪。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吴兆麟读过书，有治军之法，先前又有日知会的经历。最终，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个可能会招致诛九族的挑头差事。
　　
　　他抖擞精神，站在高台上，高声问众人：
　　
　　“你们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几百人同声。
　　
　　“即如此，大家一定要统一服从指挥。”
　　
　　“同意！”
　　
　　“违军令者，斩！”
　　
　　“同意！”
　　
　　三言两语，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吴兆麟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
　　
　　站在一旁的熊秉坤等人，见此大感欣慰。
　　
　　时势造英雄，讲的就是这个。
　　
　　当时，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没一个在起义现场。刘复基死，孙武伤，刘公“病”，蒋翊武在逃。
　　
　　千百士兵的自觉革命，促出了熊秉坤、吴兆麟这种小人物大英雄的产生。
　　
　　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半。吴兆麟思虑片刻，下令士兵皆往楚望台西南处集合，整械后，立刻进攻瑞澂所在的总督府。
　　
　　进攻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邝杰指挥，从紫阳桥向王府口前行，经长街直攻督府正面。第二路由马荣指挥，经水陆街攻击督署后面的第八镇司令部，包抄督府后门。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从津水闸向保安街挺进，直杀督署大门。
　　
　　武昌老城，周长3430丈，东西五里，南北六里。瑞澂所在的督署，在城西南角。
　　
　　首义开始后，新军将士约四千人参与其中。顽固反抗者，以单位为准，大概只有都督署卫队、教练队、宪兵营、辎重八营、30标的旗兵营以及城内外的千余名J_C和巡防军，加起来，大概也有五千左右的人数。
　　
　　枪声响起后，瑞澂文人总督，不晓战事。在军事方面，他肯定要依赖清廷在湖北的最高指挥官、湖北提督兼第八旗统制张彪。
　　
　　张彪此人，山西大汉，膀大腰圆，外表看上去威风凛凛——但是此人智商情商都低，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他母亲是张之洞家里的上床奶妈，他老婆是张之洞的上床婢女。依靠张之洞张大人和两个女人，他才一步一步窜升，最后作到坐镇一方的军中大吏。
　　
　　倒霉的是，赶上清廷末运乱世，这么一个纸糊金刚丫姑爷（张之洞丫环的老公），肯定要坏大事。
　　
　　如果张彪为人厚道，还不致于导致大乱。没有大将的才，他却有大将的谱儿，更有大将的杀人胆。这个心粗胆大，粗暴治军，虐兵骂将，很招人嫌。而他手下两个得力协统王得胜和刘温玉，和他一样是凶恶骄虐、大字不识的草包。
　　
　　这种草包二百五组合，可以想见他们的指挥能力。
　　
　　 瑞澂一直担心新军造反，张彪却夸下海口，说他所辖的第八镇士兵大多心忠朝廷，结果，就他属下造反的士兵多。
　　
　　无论怎么说，虽然大草包一个，张彪并不是那种听到枪声就尿裤子的军将，还是下令死扛。
　　
　　革命军首攻不利，第一路邝杰部先败下阵来。急恼之下，吴兆麟差点把他杀头示众。幸亏蔡济民苦劝，邝杰才有机会重整部伍，戴罪立功。
　　
　　警署一带，清军重兵云集。纵然革命士兵前赴后继，仍旧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倒地，牺牲惨重。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的革命士兵，从天而降。
　　
　　南湖炮队，即炮队第8标，革命军总代表是徐万年。他得到邓玉麟送来的起义通知后，马上抓紧准备。
　　
　　据赵楚屏回忆，当时炮营起义，先是被这样的流言所激：
　　
　　“瑞澂已经下令，旧历八月二十日前，要把炮8标的士兵全部装船，以调往湖南‘打匪’为名，走到洞庭湖时，点炸药，把人全部炸死沉尸。”
　　
　　这一谣言，激使炮营革命士兵不得不奋死一搏。
　　
　　南湖炮队，晚上吹号点过头道名，操场上应号的士兵非常少，情况大异。管带姜明经召集营内军官开会，表示说可能有事发生。于是，军官多领实弹，回队后把炮内教练撞针拆下，换为正规的簧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到了九点钟，听到城内枪声越来越密，炮队革命士兵忍耐不住。
　　
　　三营的孟华臣，首先冲入哨棚，一枪干掉了正值班的排长刘步云。这个刘排长，正是先前干涉士兵们喝酒送别战友的那位。
　　
　　在军中，官长和士兵有矛盾，往往有事就得死人。
　　
　　枪声一响，登时炸营。
　　
　　早就枕戈难耐的革命士兵从营房中跑出来，备马，拖炮，装弹。
　　
　　人在炮营的送信人邓玉麟也来了精神，他拔刀大喊：“炮队同志，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尽力进攻！”
　　
　　士兵举枪呐喊助威。这些人不仅放枪，而且还实弹发射大炮。
　　
　　三声巨响，天摇地动。
　　
　　炮是兵之胆。
　　
　　大炮一响，士兵们热血沸腾。
　　
　　炮队内的军官，大多乘乱逃走，保命要紧。
　　
　　大家集合后，在臂上扎白布条，杀了一只鸡，饮血酒进行集体宣誓：
　　“痛饮黄龙酒，今朝起义师。推倒满清廷，灭绝满胡夷！”
　　
　　于是，四门大炮以及十几门其它类型的炮，被兵士们推出营房，奔往武昌城内的督署方向。
　　
　　途经巡司河的长虹桥，炮队忽然遭到张彪派来的32标一只人马阻击，一时难以通过。
　　
　　相持之间，早先由熊秉坤派出的金兆龙一支三个排的部队，从清军背后杀来。
　　
　　清军溃败，炮队终于顺利入城。
　　
　　吴兆麟见到大炮，大喜过望，马上让孟华臣等人携二门炮占领保安门，徐万年携炮四门占据楚望台，剩下的大炮，均由张文鼎负责，尽数运往蛇山制高点。
　　
　　督署附近，统制张彪豁出命，亲自督战。清兵排枪齐发，与将要攻入大门的革命军士兵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均死伤不少，呈胶着状态。
　　
　　由于当时天黑，炮队看不清具体方位，一时间帮不上忙。
　　
　　他们白白占据几个制高点，干着急。
　　
　　蔡济民急中智生，派人先在王府口乾记衣庄放了把火，然后下令革命军在与敌人相斗最激烈的地方皆放火，以为炮队作照明之用。
　　
　　新军炮队不是吃素的，个个经历过专业训练。
　　
　　他们利用大火的火光，把督署旗杆作为标准点，发炮猛轰。
　　
　　排炮声声，震动大地。
　　
　　一轮过后，督署的大堂、签押房以及第八镇司令部马房，皆被夷成平地。
　　
　　封疆死封地。革命军刚进攻督署，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张彪人草包，胆子不小，也表示拼死一战。
　　
　　瑞澂和楚豫轮管带陈德龙却不这么想。尤其是陈德龙，紧劝瑞 “留得青山在”，劝他一起遁往停泊在江上的铁甲兵轮上，并说去到那里，仍可坐镇指挥。
　　
　　瑞澂文人，自然惜命，而且家眷尽在，肯定不能让一大家子人被革命军连锅宰。
　　
　　于是，趁着天黑，他让手下戈什哈把后墙捣出个大窟窿，与陈德龙等人携家眷逃上了兵轮。
　　
　　他逃跑的那个时候，革命军第一轮进攻其实刚刚受阻，清军战斗力仍强。
　　
　　瑞澂一逃，清军失去心理依持，只能越打越气弱。
　　
　　最后，革命军组织十人敢死队火烧督署，冒死冲入，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占领了这一象征性建筑物。
　　
　　张彪见势不妙，忙跑回自己在文昌门附近的住宅。
　　
　　刚喘口气，就听说有马队士兵和辎重第八营的一些人来找他。老哥们遍体发凉，以为来人是来要他的命。不料想，这些人却是前来保护他的。
　　
　　张彪本人此前曾在会议上说：“新军中最可靠的是工程营，最不可靠的是辎重营。”
　　
　　实际结果，恰恰相反。
　　
　　到了辎重营在平湖门外的营盘内，张彪仍旧心惊，赶忙拉着残部，退往刘家庙一带。
　　
　　在此地，张彪从前延请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给张彪出主意，要他亲自率领残军，渡江到青山，潜行至大东门，佯称是要向革命军投降。然后，可以借机把咨议局以及党人高层骗入杀掉，一举消灭起义的指挥中心。如果得胜，自可奏皇上，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推到黎元洪一人身上。即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将军死战场，死得其所矣！
　　
　　张彪张大胆，此时已变成张没胆，他当然不同意这个“武士道”矬子的准自杀谋划，摇头不从。
　　
　　凡在武昌的清军官员、武将，逃的逃，散的散。
　　
　　武昌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
　　
　　这时候，距程正瀛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了12个小时。
　　
　　铁血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督署的大旗杆上。
　　
　　仅隔两天，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汉口，在当地驻军起义下，也相继光复。
　　
　　特别是汉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汉阳一得，枪炮子弹无数，仅过山炮，就有近60尊，钢炮100多尊，炮弹数万发，快枪10多万枝，子弹 200多万发。这些装备，不仅加强了武汉死守的力量，又可供应日后邻近各省起义军的**。稍后的阳夏之战及供应赣、湘、川地义军的军需，无不取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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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12 03:18
　　惊彩绝伦12个小时过后，在继续下笔描绘辛亥革命大画卷前，笔者先简述一下武昌辛亥革命参与诸人的下场和结局：
　　
　　程正瀛，民国成立后，授一等功。其后，他归心于北洋Z_F。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被北伐军抓住，五花大绑，抛入江中淹死。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才在鄂州重建其故居，为其塑像。由于他有一段为袁世凯卖命的“不光彩”经历，解放后，他的“第一枪”功勋几乎被遗忘。
　　
　　熊秉坤，民国后曾被授于陆军少将衔，后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远避日本。1930年，他作过武昌市长（以湖北省Z_F委员会的身份兼任）。1931年，被升为南京国民Z_F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退役很是时候，时为1946年。所以，解放后，熊秉坤一直参与政协工作，是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撰写。他白话文的回忆文章，遗漏了（应该是故意）好多史实，特别是有关“第一枪”和他通知陶启元告诉他哥哥躲祸的事实。他于1969年病逝。
　　
　　金兆龙，正是他一句话引发程正瀛发威。他民国后受勋，甘心投附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被免职，日后一直默默无闻，1933年病死。
　　
　　蔡济民，湖北黄陂人，民国后得授中将衔。在讨袁战争，被靖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四川军官方化南谋害。
　　
　　吴兆麟，民国成立后被授与陆军上将衔，曾任北京将军府将军。后见世势纷纭，他退出政坛，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晚年信佛，皈依佛门。武汉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后，拒绝出任伪职，遭日军软禁。1942年，含恨而死。
　　
　　邓玉麟，作为武昌起义重要的通信人，没有他的四处辛苦辗转，南湖炮队不可能顺利起义入城助战。民国成立后，他被授陆军中将衔，后参加讨袁、护法战争，还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此后，他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坚拒日本人的收买，回到老家湖北巴东，兴学办实业。蒋介石临去台湾，派人招他去，被他拒绝。如此一个辛亥大人物，竟然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捕，很快遭受枪决，罪名是“F_G_M罪”——最早革命的人，竟然以如此罪名而死，历史真是荒谬绝伦。1982年，湖北高等法院宣布为他平反，他又变为“辛亥革命人士”。
　　
　　
　　
　　
　　再讲讲清方的人物。
　　
　　瑞澂，疆臣弃城，依清朝律法应该斩首。但他与皇室贵胄载泽是儿女亲家。加上摄政王载沣的回护，仅被撤职而已，清廷要他“戴罪立功”。他所乘的楚豫舰，后来转移到德租界的码头，想傍洋人图安全，仍遭民军炮击，苍惶逃往九江。没喘几口气，九江起义，他又跑到上海。对他这种“偷生丧耻”的怯懦，隆裕太后以小皇帝名义发谕严斥，表示极其痛恨。清廷派人逮捕他，他躲入租界不出。北京不少满清少壮派，对他更是恨的咬牙切齿，拟组织暗杀团到上海去砍下他的人头。未几，清王朝灭亡，暗杀未遂。辛亥革命后，民国没收了他许多家财。1912年7月，在上海当寓公的瑞澂病死。在《清史稿》中，他与有“误国首恶”的盛宣怀并列一传，是清末革命封疆大吏带头逃跑第一人。
　　
　　张彪，此人要多费些笔墨。武昌起义成功后，冯国璋率军而来，让他任“后路总粮台”，实际上把他削了军权去搞后勤。见势不妙，张彪辞职，以养病为由，在日本长崎躲了八个多月。1912年，他到天津日租界当起了寓公，在鞍山道59号（当时名为 “宫岛街”）起了一座“露香园”，时人称之为“张园”。张彪打仗不在行，作生意很有头脑。他参与天津各项实业投资，就连张园的部分场所，也出租当游乐场获利。1924年孙中山到天津，张彪租出此园，任这位清朝“大寇”下榻。在这里，孙中山大约住了近一个月。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宫的溥仪来天津后，也租住张园。张彪本人大献殷勤，亲自收拾花园，对昔日帝君竭尽热情，可见，这位旧头脑的武人还是有些心肝。虽是旧道德，却可发赞叹。在张园，溥仪一直住了四年多，直到1929年夏天才迁至“乾园”（今鞍山道70号，前住日本公使陆宗舆私宅）。1927年初，张彪得了癌症，溥仪闻讯，不仅派出“御医”来诊治，更亲自看望这位老臣。张彪死后，得谥“忠恪”。虽得癌症恶疾，张彪算得上善终，时年67岁。至于他的葬礼，更是风光一时——当时无数名流来吊，24座三十二人抬明黄彩亭出殡。而且，前清皇帝溥仪、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均亲临致奠。如此奇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罕有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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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21 09:40
　　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革命长镜头
　　
　　
　　武昌，已经在革命党人手中。
　　
　　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一个接一个，圆满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任务。
　　
　　热情和勇气稍一冷却，无论是党人代表还是普通士兵，都在短暂的怔忡中，忽然于内心中发问：
　　
　　下一步，该怎么办？
　　
　　吴兆麟非常有自知之明——一个队官（连长），该干的已经干了。自己在楚望台上能指挥人马攻克总督府，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实际指挥能力。
　　
　　下一步的进伐，绝非他个人所能镇威得住。
　　
　　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死的死，亡的亡，病的病，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名头更大的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均远在香港或上海，鞭长莫及。
　　
　　驾驭“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镇得住，随时可能倾覆。
　　
　　那样的话，大家一块玩完。
　　
　　所以，对于大家拥戴自己作“大都督”，吴兆麟死命推却。
　　
　　他不是虚伪地“半推半就”，而是十二万分认真地摆手说不行。
　　
　　在这些士兵阶层的革命者当中，蔡济民是最有政治远见的一个人。
　　他简单分析当前形势后，说：“起义初告捷，应该马上组织一个像样的领导机构。否则，群龙无首，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当务之急，我们要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非常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作领导，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它省份可能均会把我们的起义想像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
　　
　　大家想来想去，真能符合“深孚众望”四字的，武昌只有两个人，武有黎元洪，文有汤化龙。
　　
　　大乱甫定，很怕在慌杀中士兵们杀人过了头，把这二位也给随手办了。
　　
　　大家好一阵紧张，赶忙分头派人去找。
　　
　　
　　
　　纸人傀儡高高挂——作为“幌子”的黎元洪
　　
　　革命党人集合开会的地点，就在蛇山下的咨议局。不久，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熟门熟路，首先被“请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议员。
　　
　　相比多数老态龙钟、白髯大腹的议员士绅，年仅37岁的汤化龙，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干练、老到，身着西服，文雅中透出股精明之气。
　　
　　汤化龙（1874-1918），湖北浠水人，出身富商家庭。这个人不仅聪明，运气又好，在清朝科举顺利，由举人而进士，再去日本进入政法大学研习法律，是个典型洋派新人物。
　　
　　1909年，汤化龙回国，恰好赶上清廷在各地举办咨议局。以他的学问和背景，很快就被推为议长。1910年，他入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被推拥为会议主席。此后，他数次参加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强烈抵制“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对清廷进行正当抗争。
　　
　　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革命党人要争取的人选。
　　
　　看着咨议局大铁栅栏两边高高悬挂的铁血十八星旗，以及来去匆匆、面孔严肃的军人，汤化龙等人表面镇静，心内暗中打鼓。
　　
　　乱世之中，兵爷最不好惹。他们的手中枪都是真家伙，刚刚经历过厮杀战阵，血腥气往往使人冲动，极易失去理智。
　　
　　入得会场后，见到蔡济民，熊秉坤等人言语温和，彬彬有礼，汤化龙总算稍稍放下一颗心。
　　
　　大家团团就座，开始商讨都督的人选。
　　
　　汤化龙本人到来，自然有人表示要推他做都督。
　　
　　汤化龙立刻起立，摇手表示不同意。“对革命事业，兄弟一向真心拥护。但瑞澂逃走，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哪里能打得仗。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他这一表态，当然是反复权衡风险系数后的托辞。造F_G_M，不仅本人要掉脑袋，家族都要玩完。时势如此不明，咨议局、立宪派先前再对清廷有怨恨，现在动真格地要革皇帝的命，首先还真要想想自己的命。
　　
　　不过，汤化龙的话确实有道理。秀才去领兵，一定拎不清。
　　
　　党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推刘公，有的推蒋翊武。
　　
　　可是，刘公这个人，给人印象总是幕后推手那种人，无法服众；蒋翊武呢，关键时刻找不到人，很有临阵脱逃的嫌疑。
　　
　　二人都不是合适人选。
　　
　　最后，还是吴兆麟一句话定了调子：“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好领导。如果在军中寻找有声望的人，我觉得，黎元洪最合适。”
　　
　　听这话一说，咨议局议员刘赓藻马上附合：“很合适，很合适。黎协统现在还在武昌城中。如果大家同意推他作都督，我可以带人去找他。”
　　
　　在座几个议员纷纷点头。
　　
　　看见“民意代表”如此，蔡济民首先表态，同意迎拥黎元洪。
　　
　　大家对此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咨议局名义，派出刘赓藻、蔡济民前往黎元洪家中，催熟那个要出炉的“大都督”。
　　
　　缘何刘、蔡二人这么热心呢？中国人的乡籍意识，每每萦绕不去。
　　
　　他们两个人，与黎元洪均是黄陂老乡，自然感情上倾向于他。
　　
　　其实，早在辛亥三月间（1911年4-5月），蒋翊武在文学社一次会议上，已经讲明起义后要相拥黎元洪为都督。当时的想法，不仅仅是造反要拉一个官大的顶锅，最主要还是怕起义后其余各省不明真象，以为武昌是乱兵哗变或土匪搞事。如果起事后各地不支持，武昌肯定孤掌难鸣。当然，彼时的“推举”，也仅仅是文学社、共进会上层的少数领导人知道，大部分革命士兵对此并不知情。黎元洪本人，当时自然更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人“委任”为“未来”的革命大都督。
　　
　　蒋翊武当时此议的一个理由，还有一点很重要——湖北都督，应该由湖北人作，特别要找一位压得住阵脚的“大人物”来作。
　　
　　看似公允，其实也蕴含某些私心：文学社与共进会一直明争暗斗，双方谁出来当头，另一方都不会心服口服。所以，不如找个“第三方”，谁的嘴都不好再争辩。
　　
　　中国人的折衷“调和”政治，向来如此。
　　
　　所以，天上如此大的一块馅饼，最终竟然会砸在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的黎元洪的胖脸上。
　　
　　1911年10月10日夜至10月11日上午这个时间段内，黎元洪在干啥呢？
　　依据几十年“辛亥革命”历史对这位“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坏人”的描述，似乎黎元洪是这样一种形象：
　　
　　粗蛮的光头胖子，胆子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的变脸恶魔。
　　
　　果真如此吗？
　　
　　不尽然。
　　
　　仔细观察黎元洪的照片，笔者发现，除了他一双下耷的三角眼略显“阴险”以外，整体看上去还是很憨厚的一个人。
　　
　　黎元洪（1864-1928），字守卿，湖北黄陂人（原籍是安徽巢湖）。1883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广东水师服役，充当“二管轮”。甲午战争爆发，他本人随舰队北援参战，充当广甲舰主驾驶。
　　
　　大东沟一役，日军偷袭，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下令船只脱离战场。此船逃到大连湾三山岛附近，因沙多搁浅。发觉有日舰追来，管带吴敬荣率先再逃。黎元洪等人也与其余十多名官兵坐一小艇，跟着管带往岸上逃。其间，大浪击翻小艇，淹毙数人。黎元洪本人不谙水性，幸亏他身上有件救生衣，捡得一命。
　　
　　挣扎游上岸后，他被当地渔民救起。休息一宿，即跑往旅顺归队。后来，他赶往天津待查。北洋水师被连锅端，黎元洪丧家犬一样，也被清廷追实责任，最终还被拘押数月。
　　
　　无奈何，英雄路短，黎元洪只得投往两江总督张之洞处。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老张当时正兴办自强军（南洋军），急缺人手。
　　
　　黎元洪本人军事能力强，科班出身，精通外语（史料未详载他精通哪一国外语），很快被张之洞看中，并保送他去日本深造。
　　
　　回国后，黎元洪步步稳升。当湖北武备军被改编为两镇时，他任第二镇统制官（即陆军第十一镇）。后来十一镇缩编，改番号为第二十一混成式（独立旅），他得任协统。
　　
　　所以，在湖北军界，张彪第一，黎元洪第二。
　　
　　
　　黎元洪这个人，不仅仅是军中“知识分子”，人缘也很好。别的军官中饱私囊，克扣军饷，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事，且常常与士兵共苦乐，很会带兵。这种小恩小惠、与兵同乐，看似简单，关键时刻却都救人一命。
　　
　　给人印象更深的是，还是黎元洪的“开明”态度。革命前，41标有位名叫李佐清的学生兵自己剪辫，为军法官所告。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当着一帮军官的面，黎元洪打个哈哈，一笑了事：“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
　　
　　本来能杀头的罪过，老黎轻轻带过。
　　
　　1906年，他奉命督师，率兵前往镇压萍浏醴起义。进入战区前，他召集属下军官们，说：“我们打仗，一定要预先辩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应该设方劝说他们，让党人自动解除武装，遣散人众。如果对方是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就一定要坚决予以消灭，以绝根株！”
　　
　　可见，黎元洪确实具有比较有开明的政治眼光。
　　
　　保路运动高潮时，他加入立宪派阵营，作为军界代表加入铁路协会，给时人印象极佳。
　　
　　陈夔龙任署理湖北总督时，由于他老婆是庆亲王奕劻的干女儿，湖北大小官员皆曲意奉承。陈夔龙的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等人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巴结孝敬，无所不为。反观黎元洪，仅送数元作吊仪，很显“吝啬”。不久，汉口慈善机构筹善款，他反而出手就是三千大元。为此，时人对黎元洪交口赞誉。
　　
　　陈夔龙经张彪阴激，深恨黎元洪，很想找借口罢掉他。无奈老黎在军中人缘、口碑太好，投鼠忌器，陈夔龙最终奈何不了他。
　　
　　由于本人出身贫寒，黎元洪生活节俭，与结发妻始终关爱。他对下属对士卒，无论生活还是学习，皆关慰有加。连小兵家里有丧事，他都会亲自慰问并送奠仪。
　　
　　所有一切，使得他在士兵中的口碑非常不错，广得军心。
　　
　　这么一渲染，似乎黎元洪是个同情革命的“进步”武人。
　　
　　当然不是！
　　
　　日后渲染黎元洪多么多么“F_G_M”，都举他在武昌起义当夜手刃革命士兵的例子。10月10日晚上九点，黎元洪本人在黄土坡司令部。他接到督府方面的电话，告知他所统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营二十队、辎重二十一标发生兵变。
　　
　　当时，他十分着急，马上指示邻近的炮队第二十一营去镇压。但是，炮营很快反正。过了仅仅半个小时，消息传来，隶属第八镇的南湖炮队已经入城，在楚望台上架设大炮，猛轰督署。当晚十点刚过，瑞澂本人逃往楚豫舰。
　　
　　大概在11点半的时候，有一士兵突然在营墙上出现，高声大呼：
　　
　　“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督署！”
　　
　　司令部卫兵一涌而上，立刻把那个人擒入司令部。
　　
　　惶急失措的黎元洪拨出佩剑，当腹就把被擒之人一下捅穿。
　　
　　那个人意志勃勃，未能即死，仍大呼革命不已。
　　
　　护兵乱刃交下，把革命士兵剁成数段。
　　
　　事后得知，爬墙高呼士兵起义的被杀者，乃革命临时总指挥部所派出联系各营的周荣棠。
　　
　　这位英雄冤甚！他是安徽宣城人，时为工程营的喂马士兵。事后，黎元洪成为革命“大都督”，他这个革命“小士兵”，自然无人愿意再提起。
　　
　　这段经历，是1913年黎元洪本人对居正亲自道出，想必没有遮掩。
　　不过，他当时“手刃”革命士兵的行为，也不能说明他多么凶残，多么“F_G_M”――无他，杀人之举，乃一清朝高级军官在大乱之时的本能反应。
　　
　　大局未明朗之时，当时的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突入司令部一声高呼，激使得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
　　
　　手刃杀人，只说明他是不革命，不能说他是F_G_M。
　　
　　武昌城内驻军，分为右旗和左旗两大块。左旗为第31标和第41标，右旗是第29标和第30标。左旗的第31标归张彪第八镇管辖，而第41标都归黎元洪的第21协。
　　
　　如此“混乱”的安排，最终造成了清军指挥混乱，不相统属，临阵号令不一。
　　
　　其实，这种“混乱”的军事布置，一直是满清入关以来的精心设计。看似犬牙交错，实乃有条不紊，以汉制汉，以满制汉。当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满洲贵族是对汉军不放心，原意是让这些军队彼此互相牵制。但是，如此巧妙的“设置”，到了末世运尽之时，反而成为混乱的渊薮。
　　
　　午夜时，革命军已经在蛇山架炮，猛轰黎元洪所在的司令部。
　　
　　城外军队已经起义，城内除已经被调往外地的部队外，真正他能调动的军队，只有第41标第三营五、六百人。
　　
　　参谋副官诸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逃命，都力劝黎元洪 “暂避”一下。
　　
　　无奈何，黎元洪点头同意。他先到参谋刘文吉家换了身便衣，然后去附近的41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躲避。
　　
　　他与军官们逃走后，40标的革命士兵王世龙等人在操场集结大兵，整队起义，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
　　
　　所以，由于黎元洪的“阻挠”，这一标人马的起义时间比别人晚了许多。
　　
　　天亮时，工程营的程正瀛、马荣带一排革命军士兵，终于在谢国超家找到了一脸倒霉相的黎元洪。
　　
　　至于他的行踪如何被查到，说法多多。熊秉坤回忆是讲黎元洪派伙夫回家抢救细软被抓，从而得知他藏身所在。而《辛壬见闻录》（作者逸民）又记述另外一种情况：黎元洪私养一美妾，被他老乡刘赓藻知道地址，就引人去找……到底哪条可信，细析之后，笔者认为黎元洪在美妾家隐藏应属桃色传闻。
　　
　　黎元洪藏身之地,应该就是管带谢国超家。至于后来革命党人津津乐道的老黎钻入床下躲避革命军抓捕的“情节”，几近小说。以他如此肥大身坯，躲入清末那种老床底下，几乎不可能。
　　
　　辛亥革命亲历场景的当事诸人，当时没有人提及如此可笑的“细节”，应该是大家日后翻脸后出于仇恨而编排、丑化的“文学加工”，使得他“床下都督”浑号，越传越神。（1912年《震旦日报》首登这一“诬蔑”之说，后来《湖北志•人物志》中的《马荣传》，也有老黎躲入床下的描写。）
　　
　　见一排的兵士手端长枪，刺刀明晃晃，黎元洪心慌：“我平时待兄弟们不薄，奈何杀我？”
　　
　　马荣说：“不是杀你，是要你出来主持大局。”
　　
　　黎元洪：“革命党人有德有才之人甚多，我算什么？”
　　
　　马荣：“吴兆麟总指挥在楚望台，他要见你。”
　　
　　“哦，吴兆麟是老军官，他自可作主，我就不去了。”
　　
　　程正瀛见黎元洪磨磨蹭蹭，一时火起。他把刺刀往老黎肚子上一比划：“如果不去，现在就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黎元洪只得跟着走。
　　
　　到了楚望台，革命士兵整整齐齐地横排一字队，忽然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老黎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专门为他准备的高规格的行刑队。
　　
　　吴兆麟闪出，握手寒喧。
　　
　　看见这位老部下，黎元洪心中稍安，埋怨说：“你学问好，资格深，为什么要革命？一旦失败，九族诛夷！”
　　
　　马荣在一帝闻言暴怒，拨刀作欲砍状，大骂：“你不要不识抬举！先前你杀掉我们报信的同志，此帐未算。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不革命即汉奸，杀你有名了。”
　　
　　吴兆麟赶忙阻挠，喝退马荣。充当“白脸”后，他耐心劝说黎元洪：“协统大人不要生气，士兵皆粗人，昨夜厮杀戾气重，弄不好就要杀人。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低头，思之良久，叹息一声：“此乃天意，劫数难逃……事已至此，下一步如何？”
　　
　　见黎元洪有所松动，吴兆麟立刻回答：“一切由协统您作主！”
　　
　　“武昌一孤城，朝廷很快大军四集，如何抵抗？”
　　
　　“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带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一时来赴，武昌一切皆在掌握之中。”反正吹牛不上税，任吴兆麟随便说。
　　
　　细问了武昌藩银、粮食、兵马等详情后，黎元洪很实际。“张彪等人就在附近，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以退守湖南。”吴兆麟自己也没了底气。“据说湖南方面很快要响应武昌，进行起义。”
　　
　　发昏当不了死。被裹挟至此，万事不由已。黎元洪长叹一声，骑上士兵骑过的一匹马，十二万不情愿地前往咨议局。
　　
　　边走，他边对旁边的吴兆麟叹言：“我这条性命，被你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到了咨议局，会场已经坐满了人，议长汤化龙、秘书长石山俨以及许多重要议员皆在场，围坐团团。
　　
　　作为“主席”的汤化龙，待黎元洪坐定后，抱拳拱手，起立寒喧。
　　
　　他首先表示自己全心赞成革命，然后话锋一转，“兄弟我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其余诸事，兄弟尽全力帮忙。”
　　
　　皮球一踢，在场之人均心领神会，纷纷把目光落在黎元洪身上。众口一词，都推他当都督。
　　
　　据当时见过黎元洪的刘莘园回忆（时为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当时的老黎，模样衰到极点，头戴一顶南瓜小帽，脑袋后面拖根辫子，两眼污浊无神，连唇上两撇日本式的胡子也无精打采往下耷拉，愁眉苦脸坐在那里。
　　
　　听说推拥自己当大都督，黎元洪把头摇得赛过拨郎鼓：“别害我，别害我……”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三劝说，老黎始终不从。
　　
　　蔡济民生气了。他拨枪在手，厉声道：“事已至此，如箭离弦。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武昌同志及殉难先烈！”
　　
　　后来的不少电视剧、电影以及小说，均把蔡济民要自杀写成拨枪逼黎元洪，其实是不能尽然理解当时的情景。
　　
　　以蔡济民的当时身份，他不可能拨枪对着黎元洪吓唬。否则，苦肉计就当成霸王硬上弓了。
　　
　　见黎元洪推三阻四很坚决，在场人士无不呈激愤之态。特别是大厅外数位聆听的士兵，好几个操枪在手，嚷嚷要进去杀掉黎元洪（不排除党人提前布置“演出”的可能性）。
　　
　　乱哄哄之际，吴兆麟一脸关切状，低声附在黎元洪耳边说：“如果你再推辞，士兵生乱，我们也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这句话管用，老黎脑袋一耷拉，不再言语。
　　
　　无声就是默许。
　　
　　大家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Z_F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最后，革命学人摊开临时拟好的军Z_F布告，让黎元洪签署。
　　
　　黎元洪开始猛摇其头。
　　
　　革命党人李翊东（李西屏）一拍桌案，拨出手枪：“黎元洪，你如此难缠，再与我们作对，就让你吃子弹！”
　　
　　马上有人上前假意阻拦。
　　
　　李翊东本人，时为军事测绘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那张布告，就是由他起草的。
　　
　　见到黎元洪推推搡搡，他自己捻笔在手，在文告上替黎元洪“代签”了事。
　　
　　“哼，木已成舟，你还抵赖不成！”
　　
　　在座的人纷纷打哈哈，当天的事情，基本圆满解决。
　　
　　也就是说，虽然被逼封为“大都督”，黎元洪仍旧留着后手。如果哪天朝廷军队重入武昌，他可以有喊冤叫屈的借口——布告上的字不是我写的，大都督也是被迫干的。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上面署有“都督黎”字样的文告，在武昌起义成功后，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特别是在武昌街头，万头攒动。老百姓们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顿感心中释然，一下子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有“都督黎”大字的一纸公告，极大地镇抚了大混乱过后的武昌城内的军心、民心，稳住了革命军的阵脚，为武昌起义后的革命之火大燎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虽然是个幌子，黎元洪的历史作用，确实不比寻常！
　　
　　
　　这张帖满全城的《中华民**Z_F鄂军都督黎布告》，全文皆用俗俚体，六字一句，琅琅上口，言简意深，大义凛然：
　　
　　今奉军Z_F命 告我国民知之 凡我义军到处 尔等勿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 并非贪功自私 救尔等于水火 拯尔等之疮夷
　　尔等前受此虐 甚于苦海沉迷 只因异族专制 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Z_F 并非我汉家儿 纵有冲天义愤 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此不忍 赫然首举义旗 第一为民除害 与众戮力驱驰
　　所有汉奸民贼 不许残息久支 贼昔食我之肉 我今寝贼之皮
　　有人急于大义 宜速执鞭来兹 共图光复事业 汉家中人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 同胞无所差池 上民工商尔众 定必同逐胡儿
　　军行素有纪律 公平相待不欺 愿我亲爱同胞 一例敬听我词
　　
　　针对武昌起义后城内少数士兵出于民族义愤杀害扎、宝、铁、卜四大旗人家族的事情（中和门一带旗人聚居区死人最多，详见周武彝回忆录），军Z_F极其重视，马上颁布刑赏令16条，严禁滥杀旗人，约束纪律。
　　
　　其实，武昌一城，旗人仅被杀800多。这个数字，相比清初满兵屠杀汉人的数目，几万分之一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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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21 09:47
　　班子虽草亦搭台——湖北军Z_F的新气象
　　
　　傀儡主角选定，蔡济民等人商议，派人把黎元洪送到咨议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严加“保护”起来，并为他专设了“警卫司令”一职，专门负责对他的软禁监视工作。
　　
　　庙里的菩萨，呆在座上就行，乱说乱动不行。
　　
　　然后，与会人员集中商议了几个重大议题。第一，成立由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十六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参谋、政务、外交；第二，推汤化龙为“总参议”，确认这次起义要成为全国性活动，以同盟会为号召；第三，废清朝宣统年号，定当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第四，凡一地起义成功，立刻成立中华民**Z_F某省都督府；第五，以共进会的旗帜为标志性旗帜，红地黑星，星间连以虚线，代表十八省联合。
　　
　　会议开了好久，至晚才散去。
　　
　　晚上10点多，忽然咨议局附近枪声大起。原来，武昌城内未被缴械的数百旗兵忽然叛乱，想趁机劫走黎元洪。事起苍猝，咨议局内并无多少士兵护卫，就临时调来80多测绘学堂的学生兵，扛枪阻击。
　　惊慌之余，吴兆麟、张振武二人匆忙换上了清军服装（清军是黄色军服，革命党人在起义第二天全部易为青色军服），准备趁乱逃命。此景，正好为起草文告的学生军士兵李翊东撞见，他举枪怒喝：“怎么换上了满狗的服装？想跑吗？敢跑，我就打死你们！”
　　二人脸红，悻悻返身。
　　
　　还好，旗兵劫人未果。而后，陆军中学数百学生兵赶来，旗兵被击退。
　　
　　经此一吓，革命军内部有人觉得黎元洪是个累赘，张振武更是建议把他斩首了事。但吴兆麟、蔡济民坚执不可，认为既然已经打了黎元洪的旗号，就应该留他一命。
　　
　　稀里糊涂之间，黎元洪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死”过好几次。
　　
　　10月12日，为了使黎元洪“造反”成为不可改易的“事实”，蔡济民、蒋翊武（此时返回武昌）一起“劝”他剪辫。
　　
　　事已至此，再惜不得这脑后散茎细毛。黎元洪只得撅屁股乖乖坐着，老老实实挨“剪”。
　　
　　剪辫之后，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望着乖乖坐的黎元洪，蔡济民觉得滑稽，他摸着老黎的大圆脑袋，哈哈笑着说：“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镜，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我看像弥勒佛。”
　　
　　革命士兵们都觉高兴，在咨议局劈里叭啦放了一大挂鞭炮。
　　
　　当天，汉口、汉阳光复，武汉三镇皆落入革命军手中。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0月13日，朝廷派来剿平武昌起义的湖南、河南两只巡防营部队，皆被革命军气势所压，竟然集体缴械投降。
　　
　　就这样，一直到10月14日，黎元洪本人基本处于严密的软禁状态中。他一举一动皆被监视，连上厕所都有士兵“保护”。
　　
　　其间，汤化龙等人暗中偏向他，悉心搞出一个《武昌军Z_F组织条例》，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把谋略处职权——归于都督。从汤化龙等咨议局议员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放心革命军士兵。保不住革命党哪天兵败，势必引起兵变。稍有乱起，士绅们的脑袋就可能从脖子上搬家。所以，黎元洪才是汤化龙等人心目中最佳的都督府领导人选。
　　
　　都督府谋略处的革命党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这个《条例》，处置很简单——抛入废纸篓了事。
　　
　　10月14日这天，继跑到新沟的蒋翊武回到武昌后，在汉口藏身的刘公也来到武昌。
　　
　　众人商议后，让蒋翊武主持军务部，刘公主持谋略处。但蒋翊武本人由于在武昌起义中没啥份儿，意不在此，他总想插手汉口军政分府的事情和改编汉川和京山的义军，故只担任顾问一职。刘公本来就无真正的谋略，很快就转任监察处总监察的虚职。
　　
　　
　　坐困穷愁之际，一生总撞大运的黎元洪又迎来了一个“贵人”——同盟会的居正。此时，他来到了武昌。
　　
　　
　　居正与汤化龙派去起草《条例》的咨议局人员黄中垲是日本的老相识。二人见面十分高兴，就一起去到江汉书院进行长谈。
　　
　　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他在友人资助下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曾在武汉活动，为武昌起义最早的策划人之一。1911年，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他成为湖北分会负责人。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居正与谭人凤两人赶忙乘船自上海抵达武昌。
　　
　　经黄中垲一谈，居正对汤化龙授意搞的《武昌军Z_F组织条例》很认同。他逐条过目后，赞赏不已。于是，他召集武昌的党人开会。
　　以居正在同盟会的位份，大家都非常尊崇他。居正扯虎皮作大旗，手拿那份黄中垲起草的条例，上来就讲条例是孙中山制定的。“先生在海外，一直致力革命研究，万事皆有预谋，早就写好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派我持此条例相送，希望大家遵守。
　　
　　与会的人一听，心服口服，再无一人表示反对。
　　
　　其实，这些人当时也犯糊涂，中山先生屡战屡北，军事方略本非所长。即使真是他制订的条例，都不一定有可行性，何况是居正送来的“赝品”。
　　
　　看见大家手掌拍红，居正自己心中也感诧异：“中山先生这块牌子咋这好使呢？”于是，趁热打铁，他详细宣读了条例内容，与会者均无异议，由此条例得以顺利通过。
　　
　　这份《武昌军Z_F组织条例》的通过，终使黎元洪逐渐由纸幌子而变为肉傀儡，再由肉傀儡变成真“大王”。
　　
　　很快，黎元洪大权独揽，起义各省竟相仿效，为日后军人专政埋下伏笔，为祸不可谓不大。
　　
　　现在细读文件，我们还可发现，《条例》冠以“中华民**Z_F”，即把湖北军Z_F升格成中央Z_F，暴露出汤化龙等人的勃勃野心。
　　
　　根据这个《条例》，除军事归大都督一人独揽外，政事完全独立，尽归汤化龙。如此军民分治，大饼一人一半，汤议长可谓费尽心机。（10月25日，孙武到位。大家合议后，党人们发觉上当，另拟了一个《中华民国鄂军Z_F改订暂行条例》，从中扩大了党人事权，但已经不能动摇黎元洪的地位。）
　　
　　截止到11月16日，湖北军Z_F以鄂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电文不少：《传檄全国电》、《致海内士电》、《檄各督抚电》、《宣布满洲罪状檄》、《致满清Z_F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同时，都督府派人持照会遍送武汉各外国领馆，表示不会损害各国在华利益。
　　
　　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这些通电，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特别是《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揭露了满清一直以来以汉杀汉的阴险伎俩，揭示汉人兵将在清军中的低贱地位，“以满人为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头流血者，皆汉人；而受殊勋、受上赏者，则满人也！”对那些误以为为满清效力等同于报效祖国的汉人将士，给与了鲜明的告诫。
　　
　　《致满清Z_F电》，则更旗帜鲜明，畅快淋漓地正告满清Z_F，应该认清大势，“急以保种为心，毋贪中原富厚之利，”敦促北京的小皇帝为避免招致灭族之惨祸，应该“消号归藩，称臣纳币”，极大宣泄了二百多年来汉民族的抑郁之气。
　　
　　为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武昌军Z_F条例》变为现实，在汤化龙等立宪派紧锣密鼓的活动下，他们导演了“祭天大典”，以昭示“光复大义”。
　　
　　中国人特别喜欢形式上的东西，在那个暮气沉沉的时代，这出大戏是必要的，可以给人们一种这样一种印象：黎元洪本人的就位以及军Z_F的成立，乃“应天顺人”的结果。
　　
　　1911年10月17日，祭天誓师大典在军Z_F前的阅马场举行。筑坛，设燎火，具太牢无酒之仪，坛上摆轩辕皇帝牌位，香案供玄酒，祭旗迎风，钟鼓齐鸣，可谓全套仪礼具足矣。
　　
　　黎元洪一身蓝呢戎装，汤化龙为导，谭人凤授旗剑，居正宣讲革命初衷，最后，由大戏主角黎元洪跪谈祝文：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我）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
　　
　　视文内容慷慨激昂，文采飞扬，显然不再是李翊东那种学生兵能为，而是咨议局士绅们的手笔。
　　
　　特别是黎元洪读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的那一句时，小眼睛灼灼放光，大胖脸红光顿现，已经完全入戏，大有“一代伟人”的风采。
　　
　　而后，礼官朗读誓师辞，三军举枪鸣放，三呼万岁。
　　
　　临观军民，无不意志昂扬，热泪盈眶。
　　
　　黎元洪的这一次正式的登坛亮相，也表示出他本人是王八吃秤砣铁下一条心。到这份上，他也只能死心踏地“革命”了。其间，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三番五次地“婉劝”，对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黎元洪本人原本就不是一个草包。主演祭天“大戏”后，湖北军Z_F的实权，渐渐为黎元洪所掌握。
　　
　　锦上添花。祭天大典的第二天，11月19日，革命军三路劲旅直杀刘家庙，把盘踞在那里的清军打得大败而逃。当地百姓纷纷手持农具参战，军民情绪高昂无限。
　　
　　当时的对阵形势，一直是革命军占上风。革命军的前身，皆是湖北新军，枪械粮食，子弹充足，特别是拥有一批德国克虏伯公司所造的新式大炮。而且，炮兵们皆为学堂科班出身，专业炮手持最新大炮，打得往往有炮无弹的清军哭爹喊娘，弃械而遁。
　　
　　大胜之后，革命军凯旋。武汉三镇布店中的红布红绸，被购买一空，全被制成大花英雄结。官兵们胸前一人挂一个，列队游行，军民同庆。
　　
　　此情此景，大部分党人和军民，皆相信清军不堪一击。但是，身为大都督的黎元洪，沙场宿将，反而心中保有难得的冷静和清醒。
　　他知道，张彪残部和各地巡防营不可怕，陆续南下的没有领头羊的清军也不算太强。而真正要人命的近畿陆军（袁世凯北洋系军队）一直没大动静，那才是最可怕的敌手。
　　
　　“诸位同志，大家不要只顾着庆祝，还要防止敌人的大举反攻啊……”
　　
　　军Z_F内喜气洋洋，上下欢天喜地，没什么人拿他的话当真。
　　
　　黎元洪起义以来一直被党人当作“摆设”，但他本人实际是一位在军界经验丰富的将领，知兵善驭，专业知识极强。
　　
　　黎元洪水师学堂科班出身，参加过实战，平素手不释卷，基本功扎实。1899年，法**官罗勃尔利到湖北参观，张彪摆宴款待。席间，法国佬问张彪几个军事问题，老张一个都答不出，倒是一旁陪坐的黎元洪娓娓道来，语惊四座。为此，罗勃尔利离鄂前，向张之洞盛赞黎元洪知兵晓战。
　　
　　在清廷 1905、1906年举办的两次秋季军事演习（秋操）中，黎元洪更是大出风头。特别是1906年在河南彰德的演习，清廷组成假想的“南军”、“北军”演习。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官，不仅在对抗演习中数战数胜，在射击、军容、战法等操演科目中，均拨得头筹。为此，他受清廷嘉奖，获赏顶带花翎。（秋操的“总统官”段祺瑞，后来在民国时反而“屈居”黎元洪大总统之下，作他的“总理”。）
　　
　　也正是在秋操中，黎元洪见识过北洋军健锐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能力。所以，他才对未来的战事大感忧虑。
　　
　　
　　
　　
　　辛亥革命长镜头——风起云涌独立潮
　　
　　武昌首义，枪响过后，立传回音——仅仅十二天后，湖南、陕西就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满清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Expensive City、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独立。
　　
　　特别是湖南省的革命将士，独立后立刻派军队前往湖北，真枪实弹地支持革命主战场的革命军弟兄，表现卓越。
　　
　　而后，在武汉战局恶的不利情势下，江浙革命党人纵观横枪，一举攻克南京，使得岌岌可危的湖北革命局势大为改观，带来了崭新的转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起义绝对不是地域性的、局部地革命，而是影响深远的、在历史中引发核爆的一种全国性革命运动。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随着武昌革命的枪声而落下帷幕。共和M_Z的新观念，飓风一样，吹进古老的中国。
　　
　　自此而后，凡想以独夫皇帝面目出现的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笔者稍蘸笔墨，简单叙述一下几个重要省份独立的经过。
　　
　　它们分别是湖南、陕西、江西（九江）、山西、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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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21 09:59
　　五千旗卒尽被戕——西安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仅仅12天后，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与哥老会联手，发动西安起义。
　　
　　陕西一动，势连甘、豫、鲁，波延新、青、宁，影响甚巨。
　　
　　当初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光绪“西狩”到陕西，延途搜刮，横征暴殓。为了填饱“老佛爷”的肚子，陕西地方官只得拼命压榨陕西人民，千捐万税，巧取豪夺。彼时，洋人们也不消停，在抢夺西潼铁路路权的同时，垂涎石油等矿产，加紧经济入侵和宗教渗透。
　　
　　局势危急之下，以朱光照（佛兴）为首的知识分子首萌民族意识，又有于右任等革命士子慷慨激昂，鼓吹革命。哥老会等民间会党组织，不断在各地掀起抗捐抗税活动乃至武装起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深入新军、会党、刀客组织内部，扩大联合阵线。特别在新军中，党人不仅打入基层，而且从日本大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也进入新军充任中级官校。
　　
　　在革命气氛影响下，西安街上民谣四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与武昌起义前的态势一样，在西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流言，遍布坊间。
　　
　　为此，清Z_F惊惶异常，一边四处调旗兵增强西安城内满城的军力，一边抓紧加固防御工事。
　　
　　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会党首领30多人，聚合于西安城南的林家坟，决定武装起义。
　　
　　上午十点，战斗正式打响。由于当天是星期天，驻防军军官放假，满清护理巡抚、各司道官员以及一些参议官均在咨议局开会，来不及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在占领鼓楼制高点后，相继攻占了巡抚衙门和藩库。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世袭男爵。这个人，在满洲Expensive City中，算条汉子，能文能武，驭下有方。在绥远、青州等地任上，他特别考虑旗人的生计民生，很有忧患感。到西安后，他兴学劝工，为旗民开设工厂，欲图满人自振。可惜，历史不给他机会，辛亥革命到来。他先是率旗兵进攻，被新军击败，回守满城顽抗。
　　
　　10月23日晨，打着“秦陇复汉军”大旗的基军在张凤翙指挥下进攻满城，文瑞与旗兵左翼到都统承燕、克蒙额等人悉心谋划，准备一决死战。
　　
　　两军合战，守城旗军约五千人，枪械精良，作战勇敢。新军气势更锐，兵不畏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
　　
　　满城东城楼，旗兵一百多人全部战死。未几，北城楼上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之下，数百旗兵化为肉泥。
　　
　　文瑞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与革命军讲和，均遭拒绝。
　　
　　血战近一日，满城告陷。旗兵终夕巷战，近三千人死于战斗。其余旗兵，无一不为革命军刀枪下鬼。旗人妇孺，知道此前太平军的厉害，自忖难免于难，或投井，或上吊，或集体自焚，死者数千。满城余下旗人，皆被那些冲入街巷的、为民族义愤所激的新军士兵所杀。
　　
　　西安驻防八旗士兵，连同家属，共死亡两万多人。
　　
　　西安之役，也是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旗人被杀最多的一次。
　　
　　观此，倒是应了那一句：血债血偿！
　　
　　10月24日，又有千余旗兵从躲藏的地窖中冲出，想要复夺军装局，皆被革命军歼之无遗。
　　
　　文瑞见满城陷落，知已命难保，投井自杀。其副手承燕、克蒙额二人也拨枪自尽。
　　
　　西安的满族爷们，尽数战死，真让我们为这些有血性的汉子竖一竖大拇指。
　　
　　满清之灭，旗人文武官员能壮烈死事者，廖廖数人而已，惟西安文瑞、杭州朴寿（杭州将军）死状最烈，余皆怯懦小丑。反观汉官，殉清者甚众。无他，孔孟之书，教人以忠。虽属迂腐，诚可哀矜。
　　除西安外，辛亥革命中，所在地驻防八旗兵属死伤较为惨重的，还有福州、南京两地，其余地区旗兵，大多经谈判投降。那些人，日后在袁世凯“优待”条件下，生活平静，几与汉人无异（皇室更受优待），没有遭受任何大规模屠戮。
　　
　　由此，可见我们汉民族胸怀之宽广博大。
　　
　　西安光复后，秦陇底定。
　　
　　清廷大惊。武昌起义后，清廷原本想以陕甘为基地，准备大举重振锐气。岂料陕西义旗一竖，西北震动。惊惶过后，清廷立刻派兵从东西两路派河南、甘肃的清军进攻陕西，最终皆大败而退。
　　
　　
　　
　　兵不血刃定九江——江西（九江）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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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6-21 10:02
　　关键链接：
　　
　　由于本书主要内容围绕辛亥革命（武昌），故对于其它省市的起义描写从略。有关关涉的主要人物及其“下场”，在此简单交待一下。
　　
　　黎元洪：1912年1月，南京临时Z_F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1913年，同盟会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10月6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正式的副总统，兼任鄂督，但年底即被段祺瑞“请”到北京，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优待”。1915年袁世凯称帝，封黎元洪为 “武义亲王”，黎不就，闭门谢客。1916年6月，袁世凯死，根据宪法，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即，他与握实权的总理段祺瑞相争不休，导致引狼入室，张勋复辟，黎被迫下台。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的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又被拥上总统宝位，次年被曹锟挤下台。
　　
　　黎元洪下野后，尽心实业，造福桑梓。1928年，他忽患脑溢血去世。1935年底，国民Z_F为他在武昌卓刀泉举行国葬。
　　
　　“史无前例”大革命中，湖北红卫兵们刨坟掘墓，把这位著名老乡的遗体从棺材中弄出来，吊挂在树上，大叫“打倒历史F_G_M黎元洪”口号，堆火猛烧，锉骨扬灰，惨绝人寰。
　　
　　1981年，黎元洪坟墓被修复，但其中老黎的真身，已经灰飞烟灭。
　　共和元勋，如此下场，令人鼻酸。
　　
　　
　　汤化龙：此人一直是个政治骑墙派。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去上海避风。民国成立后，他一会入共和党，一会又为M_Z党干事长。1913年，他光选为众议院议长，鼎力支持袁世凯，并与梁启超一起组建进步党（实际上合并了M_Z党、共和党、统一党三党），与国民党抗衡。袁世凯欲称帝，时为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心灰意冷，大有上当受骗之感，在1905年潜往上海，参加讨袁活动。
　　
　　袁世凯死后，他重任众议院议长。1917年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引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以汤化龙为内务总长，但仅仅三个多月，汤化龙就被迫辞职。
　　
　　政治上失意后，他赴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心情郁闷。
　　
　　1918年9月10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为一国民党籍华人理发师王昌刺杀，一弹入腹，一弹自口入，洞穿脑袋，终年45岁。
　　
　　盛年伏尸海外，汤化龙遭遇也算一奇。
　　
　　刺杀汤化龙的王昌，是孙中山老乡。他杀汤化龙后从容离去，回到住处，对工友说：“我不愿在洋人法官面前受审，免得他们侮辱我们中国人的尊严！”言毕，拨枪自杀。
　　
　　王昌之所以要杀汤化龙，是因为他认定汤化龙美加之行目的，在于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支援段祺瑞Z_F，以此来进攻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护法Z_F”。
　　
　　王昌行刺，不排除受国民党幕后指使的可能。孙中山得知消息后，派人运送王昌灵柩回广州，以党礼葬之于黄花岗左侧，立坟建墓，至今仍存。
　　
　　王昌死年33岁，是获国民党党葬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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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10 22:13
　　天降大任于斯人
　　
　　——---袁世凯出山
　　
　　
　　1910年11月1日，迫于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得不“屈尊枉驾”，重新起用袁世凯，以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统摄一切军政大权。
　　
　　授职电谕之中，有一条十分关键：“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大清宣统政要》卷四十）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热闹非凡。
　　
　　威赫的卤薄仪卫，清廷全部发还给袁世凯。飞虎旗、杏黄旗、青旗、青扇、雁翎刀、金黄棍、兽剑、旗枪、雏尾枪、皮槊，以及巨大的回避肃静牌，在漳德车站上形成了一条五彩耀目的甬道。
　　
　　河南抚院、藩臬两台官员，以及彰德府和各州县的大小官员，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官场殷勤的笑脸，向阳花一样朝着缓缓公府步的袁大总理转移。他们的随从仪卫，把小城挤得满满当当，填街塞巷，车马喧阗。
　　
　　鞭炮声中，锣鼓声，嘈杂而喜庆，引来了无数的百姓前来围观。
　　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大红顶子在冬阳下似火般腾焰。他身着黄马褂，麒麟补服，微笑着，不停环顾，颔首致意。
　　
　　几十名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清一色直隶军装，身背德国毛瑟枪，左腰挂盘子炮，右边悬一彩鞘短剑，威风凛凛，紧随袁世凯。
　　
　　在这些亲兵卫队簇拥下，中间的袁世凯，更显气宇轩昂。
　　
　　三年的退隐生活，忽然中止，袁世凯似乎暂不能立刻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喧嚣。
　　
　　他脸上的微笑，僵硬，有些不自然……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北洋系的兴起以及袁世凯的“开缺回籍”
　　
　　笔者在这里不想写袁世凯传，故对他当年在朝鲜的英雄事迹，基本不着笔墨，也不泼污或增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我只从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的发迹谈起，顺带讲讲北洋系的形成与壮大。
　　
　　北洋集团的形成，是历史上的一个怪事。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水师一败涂地。为此，慈禧派心腹荣禄建立“督办军务处”，想通过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取代从前因为“太平天国”之乱而地方坐大的勇营。
　　
　　慈禧这种努力，就是欲图夺回昔日从中央流向地方的军事大权。而且，她还想就此机会，制造出一个具有极大控制能力的满洲权贵阶层。
　　
　　由于袁世凯用起来得心应手，荣禄就派他去小站练兵。从此，就成为北洋集团的发端。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还派出满人荫昌，让他从旗人子弟中挑选精壮青年，入学天津武省学堂，储备日后的将校人才。
　　
　　从当时来讲，汉人练兵，满人选将。袁世凯在小站，荫昌在天津，相距不过几十里。
　　
　　显然，清廷对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不放心。
　　
　　慈禧老妇人的政治手腕，可谓出神入化。
　　
　　荣禄呢，他之所以看中袁世凯，就因为他是个无甚根基的汉人。这样的人，好使不说，破格提拔他，又会让他长存感恩之心。
　　
　　袁世凯本人，确实死心踏地为荣禄效力。继1897年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后，他接着凭在维新运动中的“智慧”，谋得了一个侍郎头衔。戊戌Z_B后，袁世凯向荣禄献计，要求把京畿地区五大军全部合编为“武卫军”，而且，他主动提出，要把他本人所创的新建陆军编为武卫右军。
　　
　　如此一来，荣禄大喜，对袁世凯深加翼护。
　　
　　袁世凯呢，如此对荣禄的投其所好，本人也免去了清廷对他可能的进一步猜忌，同时让慈禧洋洋然找到了“中央集权”的感觉。
　　这样的高招，可谓一举好几得。
　　
　　1899年，山东闹起义和团，巡抚毓贤不能快速处理问题。见此，荣禄就保荐袁世凯为署理山东巡抚，派他去当地进行“快刀斩乱麻”的处理。
　　
　　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到山东，看似离政治中心走远了一步，实则是袁世凯人生的大转折。
　　
　　从此，北洋系才由一个地方性纯军事团体，逐渐向军事政治集团转化。
　　
　　八国联军入侵后，张之洞等人策划 “东南互保”，深刻刺激了慈禧。稍把怒气掩藏，她开始处心积虑加紧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01年，慈禧自陕西回銮后，就下诏把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划归袁世凯所在的山东管辖。
　　
　　那么，荣禄生前手下的武卫军哪里去了？
　　
　　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基本打光；荣禄自统的中军，大部解体；董福祥的后军因洋人“参劾”，到西安后就被遣散（老董所部士兵不少人配合“义和团”，进攻北京洋人使馆，所以洋人恨之入骨）；宋庆的后军只剩下一半，而且装备十分落后。
　　
　　武卫五军之中，惟独袁世凯的右军完好无损。
　　
　　所以，慈禧回京，只能最大限度依靠这只没有受损的近代化新式军队，来维持京都防卫和治安。
　　
　　回京路上，由于袁世凯伺侯周到，竭尽“忠诚”，老太太满心高兴，赏他“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宠信有加。
　　
　　特别是庚子乱后，袁世凯对义和团雷厉风行的举措，更让慈禧老凤开颜：“此辈（义和团）如臭虫，孳生不绝，惟有芟夷净尽，方能遏其乱萌！”
　　
　　1902年1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参预政务，代死去的李鸿章行权。6月，实授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有了这么好的“地势”，袁世凯借机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增加兵额。这一年，他把所训新军命名为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即由此来。
　　
　　在官场打滚多年，深知宦海深沉。为免清廷疑忌，袁世凯建议筹建练兵处，并推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于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奕劻任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
　　这个组合看似二满一汉，实际上真正的实权都在袁世凯心腹手中——总提调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冯国璋——这数人，皆是老袁的小站嫡系。
　　
　　趁日俄1904年狗咬狗在东北干仗的时候，袁世凯吓唬朝廷，表示说，一定要增加军饷，防御各处沿海沿河口隘，以免洋人借机窜入国内。
　　
　　清廷立刻照准。于是，他得以四处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除第一镇统制不是他的北洋系外，其余五镇，从上到下，皆为小站班底。
　　
　　在政界，徐世昌、赵秉钧、梁士诒、朱启钤、朱家宝、胡惟德、金邦平等人，皆是老袁心腹、眼线。这些各居要职，遍布主要的Z_F部门。
　　
　　由此，盘根错节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便宣告成型。
　　
　　袁世凯，绝对是一代政治大才。他不仅抓紧募兵，还特别注意培训军官。在送人去日本留学的同时，他次第在国内开办了许多军事专业学院。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袁世凯手下的中下级军官陆续晋升，新学生迅速补充到位。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深感他的栽培“私恩”。
　　
　　不仅军队大有起色，袁世凯还在北方创建了中国最早成体系的J_C部队，设置巡警学堂，开始经营近现代的城市管理。五大臣被炸事件后，他趁机奏建巡警部。日后得势的赵秉钧，正是此时由他推荐保任为巡警部侍郎，所以他才死心踏地为老袁办事。
　　
　　至于财权，袁世凯也不疏忽。他从盛宣怀手中拿过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国企”后，还垄断食盐销售，获取制币权，开创矿山、工厂，大征税利。纵观其行，可谓是吸全国之财，以供北洋练兵。
　　慈禧不傻，不动神色。
　　
　　她先看着袁世凯折腾，尽他表演。然后， 1906年，趁官制改革的时候，老太后开始逐渐削夺他的军权。
　　
　　慈禧先设陆军部，以袁世凯的对手铁良为尚书，一统全**政。
　　
　　袁世凯冰雪聪明，知道老妇人要玩阴的，马上以退为进，自己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立刻划归陆军部。
　　
　　1907年，慈禧“提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此举，实际上是想让他大龙离水，脱离直隶的老地盘。而且，为了从长计议，老妇人还把北洋军的筹饷权和学堂管辖权，皆划归陆军部。
　　
　　即便如此分解，北洋军的私人性已经成型。
　　
　　而且，北洋系的力量膨胀，遍控关隘——第一镇驻北京，第二镇驻直隶永平府及山海关，第三镇驻保定及奉天锦州府，第四镇驻天津小站，第五镇驻济南，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袁世凯本人，仅看他一手兼带的衔头，就可知其掌握了多少重要部门——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督办邮电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等等。
　　
　　慈禧虽对袁世凯有所警惕、控遏，但仍用“优礼”方法控制他，并没有真起杀心。毕竟，她还要倚重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力量。
　　
　　但是，慈禧一咽气，轮到摄政王载沣主政，风云突变。
　　
　　袁世凯脖子上的脑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监国伊始，立刻就想对袁世凯杀之而后快。
　　
　　隆裕太后，作为光绪帝的皇后，自然对袁世凯不会有什么好感，她基本同意载沣的意见。
　　
　　凡事要一步一步来。他们决定先驾空袁世凯。于是，朝中批裁折件等事，载沣全交予张之洞、世续等人办理，不让袁世凯插手。
　　
　　1908年12月2日，溥仪小娃娃即帝位，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新帝登基，照例对大臣有“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
　　
　　这件小事，引起汉人御史江春霖不满。他上折表示，朝廷的优赏不当，还把庆王奕劻和袁世凯比拟为“宵小”。
　　
　　宗室成员善耆、载泽乘机进言载沣，认为慈禧太后一死，以后再无人能威摄袁世凯。如果不下手除掉他，异日祸不可测（这话说对了）。同时，他们暗中告知载沣说，外间有袁世凯企图拥推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的传闻。
　　
　　载沣闻之，怒从中起，他派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准备对老袁下手。
　　
　　为了行之有理，免遭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的责难，他找来庆王奕劻和张之洞商量。
　　
　　庆王马上摇头：“杀袁世凯，不是件难事。可是，杀他，罪名不彰，死不以罪。如果人杀了，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
　　
　　载沣听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
　　
　　他转眼望张之洞，希望老袁的这个“政敌”能帮自己。
　　
　　岂料，张之洞更加老成持重：“主少国疑，此时万不可轻易诛戮大臣！”
　　
　　这两个人不同意，载沣要杀要罪袁世凯，就变成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情。
　　
　　当时的清朝，已有定例。所有谕旨，必须由军机大臣副署才能生效。可以想见，庆王奕劻、张之洞两个人不同意，那桐肯定也不同意（此位清人是袁世凯铁哥们儿）。至于世续、鹿传霖等官场老油子，更不见得在关键时刻会附合载沣。
　　
　　有人可能读至到此处，会生出疑问：谁都知道，庆王奕劻与袁世凯是一伙儿的，为什么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能容袁世凯，反而能容下奕劻呢？
　　
　　原来，在慈禧临死前，曾召庆亲王奕劻商量光绪死后接班皇帝的问题。
　　
　　当时，这位王爷一看已经拟好的诏书，发现上面写着立溥仪为“大阿哥”，承继同治皇帝（慈禧亲儿子）的帝位。
　　
　　为此，奕劻恳请慈禧，建议在诏书上添加溥仪“兼祧皇帝（光绪帝）”，也就是说，要溥仪同时承继光绪帝的帝胤。
　　
　　奕劻哀求再三，慈禧才肯。
　　
　　这一点，对日后的隆裕太后意义重大——当时作为光绪皇后的隆裕太后，有了溥仪兼祧光绪帝的名号，她才能在溥仪为帝后自动拥有“太后”的尊号。
　　
　　封建时代，特别讲求名份。没有当时庆王奕劻在慈禧病床前力争，隆裕太后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成为“皇太后”。
　　
　　所以，出于对庆亲王奕劻的感恩之情，隆裕太后一直不同意载沣扳倒庆王。
　　
　　其实，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载沣此人没有什么大政治家的手腕，他不过是满清皇室宫墙的富贵鸟而已。
　　
　　如果载沣刚忍有断，敢于打破副署的成例，当时杀袁世凯，简直太容易不过。载沣大可以趁袁世凯入宫觐见的时候，遣一戈什哈上前，就可以要他颈上人头。此事一成，树倒猢狲散，北洋系不见得能一时间会对清廷怎么样。
　　
　　优柔寡断的载沣，当然没这份底气。谕旨修改了多次，最终下旨，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而赶袁世凯的理由，也没有宣布“罪行”，只是说他“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真有“足疾”（腿病）吗？
　　
　　真有。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袁世凯过50虚岁大寿。为此，慈禧赏他金佛、寿字、如意、蟒衣以及御酒等物，很示隆宠。京城内外百官，趋炎附势，多有馈赠。庆王奕劻的儿子载振送大礼，在礼单上落款“盟弟”二字。
　　
　　当时，还是那位专门和袁世凯过不去的御史江春霖专门上奏，指斥袁世凯借祝寿为名，广收财物，结党舞弊，搅权营私。特别是载振这样的满人宗室与汉人联谱拜把子，有违王章。
　　
　　老妇人慈禧闻之震怒，唤袁世凯入宫，痛加训斥。
　　
　　甭看慈禧是个脖子已下都已经入土的老棺材瓤子，但权力就是大砍刀，她还可以张嘴就要袁世凯的性命。
　　
　　经此申斥，袁世凯吓得胆肝俱裂。
　　
　　他谢罪后出宫，惊惶失措，恍惚中一下子从大台阶子上摔落，跌伤了右大腿，成为“地不平”。
　　
　　载沣摄政后，袁世凯继续伪装“残疾”，韬光养晦。
　　
　　每次入朝，他都要两个人扶着，一瘸一拐。
　　
　　这样一来，正好成了他政敌载沣把他开缺回籍的大借口。
　　
　　张之洞思多年交情，劝过载沣下朝后，他就派人“委婉”表达了隆裕太后和载沣的意思。庆王奕劻更积极，他对常年孝敬他的袁世凯深为关心，让人劝他赶紧回家“休息”。
　　
　　袁世凯如受惊之兔，即刻窜往天津。
　　
　　本来，他想先到天津，然后从那里坐船，逃亡日本去“政治避难”。
　　
　　岂料，在天津当直隶总督的杨士骧闻讯，马上派儿子出面，劝袁世凯赶紧回京遵旨回原籍：
　　
　　“如果大人您在国丧期间擅除缟素，又不遵旨，一旦太后有旨拿您回京法办，我父亲也罩不住您！”
　　
　　言语之间，充满冰冷的威胁。
　　
　　杨士骧兄弟三人，在清末一直得力于袁世凯“照顾”。关键时刻，他们如此冷淡寡情，可见官场人情之薄。
　　
　　于是，1906年1月6日，冷风之中，袁世凯从北京凄然回到老家。
　　
　　
　　保住了项上大脑袋，其实已经是当时最大的万幸。
　　
　　倘若载沣有他满清先世千分之一的杀伐胆识和果断，袁世凯定难逃过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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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10 22:15
　静观天下“抱膝吟”——袁世凯洹水“钓鱼”
　　
　　早在几年前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那热火浇油的旺盛关口，人们皆赞夸他日后功业必在李鸿章之上。
　　
　　但当时，袁世凯心中已有隐忧，他曾写信给哥哥袁世勋，表示说：“……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慈禧）之眷宠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指戊戌Z_B中袁世凯的归危倒戈），则弟之位置必不保……太后苛有不测（指慈禧如果病死），弟即辞官归隐。明哲保身，古有明训，弟已计之熟矣！”
　　
　　袁世凯当时口头那样说，但官场权力太诱人，真正历史上处于上升阶段能自己急流勇退的，太过稀少。
　　
　　袁世凯也不能免俗。
　　
　　如果不是载沣等人以皇帝谕令勒令他“回籍养疴”，他肯定赖在北京不走。
　　
　　日后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书中，大凡一提袁世凯回老家“养病”，众口一词，无不说他阴险老辣，都讲他无时无刻不在谋划东山复起。
　　
　　凡此种种，皆为彰显袁世凯的大阴大贼。
　　
　　其实，老袁初归山林，很以保全首项为幸，没一点想再冒头招祸的心思。
　　
　　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共存他748封信函，收信者上至庆王、各地督抚大员，下至州县官员、师友亲朋，其中625封中，他都一再言及他是辞官“养疾”，反复解释自己“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
　　
　　下野的袁世凯，已经向外人明白无误地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回老家后，袁世凯确实大笔银子洒出，十分投入地经营他退休后的居地。
　　
　　洹上村，位于彰德北门外，因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袁世凯回河南后，先居于辉县。辉县有天下闻名的百泉、苏门等胜迹，嵯峨苍翠，清流见底，是历史上阮籍、二程、耶律楚材等人的隐居地。
　　
　　辉县风光虽好，住宅与交通皆不如洹上村方便。
　　
　　在洹上村，袁世凯有一处总面积达200多亩的大别墅。堂榭壮丽，园林缀于其间，正好供他八个妻妾以及一大家子人住。
　　
　　在这里，他终日与文人墨客吟风涌月，歌酒唱和，听莺钓鱼，确实享尽一时风雅。
　　
　　闲暇之余，袁世凯经营实业，广辟宅第，书写《家训》，闭门课子。
　　
　　袁世凯本来就是文人出身，在洹上村，他还真写了不少诗歌，现存袁克定所载的《洹封逸兴》，就有老袁诗歌22首。（刊行的放入《圭塘唱和诗》中，圭塘是他洹水别墅中一座小桥的名字。）
　　
　　读袁世凯的诗，笔者深喜其中这一首《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飧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闲元野鹤间，这种消极自保的人生态度，往往于诗中有不经意的流露。
　　
　　当然，日后人们一讲他在彰德隐居，总提他在洹上村架设电台一事，似乎他一直居心叵测地在幕后操控北洋系统。
　　
　　这一说法，源自他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文章，日后千抄百引，成为定论：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
　　
　　但是，仔细查看袁世凯二儿子袁克定所撰的《辛丙秘苑》，在这份回忆中，袁克定只讲洹上村的袁世凯家人中“有司电报者”，也就是说，确实专门有人负责接答电报，但他们父子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转交。
　　
　　可想而知，袁世凯当时一个避祸的下野官员，力图韬光养晦，他不可能蠢到在家里弄台发报机。
　　
　　袁克定是成年人，而当时的袁静雪，才12岁，她50多年后再回忆老父，自然受记忆和时局的影响。
　　
　　二袁的回忆，应该哥哥的更可靠些。
　　
　　不仅当时清Z_F有制度严格规定电台是“官办”，且查看袁世凯出山前所有要紧往来文字，皆大多呈信函方式，所以，“电报”操控大局一说，实是谬误。
　　
　　可能有人还问，袁世凯老家是河南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那里呢？
　　
　　1902年，以直隶总督之贵的身份，袁世凯奉已获正一品封典的生母灵柩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他那嫡传长门的二哥袁世敦等宗族正嫡的挫辱。故而，当时他就发誓：再不回项城老家。
　　
　　梳理羽毛作水上闲鹤之际，袁世凯密切关注天下事。当然，其间也有“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的牢骚。
　　
　　他《登楼》一诗，更表达了他不堪寂寞的心境：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闲云流水中，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抢米风潮肆起，起义迭兴。而且，立宪派大张旗鼓争取权力，保路运动方兴未艾……
　　
　　天下愈乱，袁世凯复出的念头愈强烈。这个时候，他诗中对时局的隐忧和复出欲望就跃然纸上：
　　
　　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源任我求。
　　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
　　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
　　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
　　
　　《次张馨庵都转赋怀见示韵》（张馨庵，即是张镇芳，袁世凯表弟）
　　
　　不仅诗歌、信函往来，不少朝野人士也亲自来洹水与他欢唔。据统计，在他隐居期间，共有60多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以及北洋旧部来访，部院大臣如端方、唐绍仪，督抚如袁树勋、周馥，北洋旧部有王士珍、段芝贵等。
　　
　　国势愈紧，呼吁袁世凯出山的声音就越高。
　　
　　1911年初看，立宪派在张謇等人倡议下，多次要求朝廷重新启用“知名者”、“有学问阅历者”来担当国事。
　　
　　虽不提名道姓，大家都知道是指袁世凯。
　　
　　社会舆论也跟风，各地报刊大量报道或制造清廷要袁世凯出山的“新闻”。
　　
　　对此一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为所动。他稳坐洹山，以钓天下大鱼，直到武昌革命爆发那一刻。
　　
　　为了把戏演得真，他让人为自己拍了几幅披蓑钓鱼图，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以“彰显”自己的高蹈出世之心，并作《自题鱼舟写真二首》：
　　
　　其一：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其实，他演戏做到这份儿上，就有点过了。
　　
　　袁世凯此人，一生不信神佛，偏偏迷信星相卜筮和堪舆。有个汲县盲人为他批八字，得到的卜象是：“辛亥八月官象动”，就说他在辛亥年后，官会越作越大。老袁当时很高兴，赏他十个银元，许诺说，“如果算得准，定有厚报”。日后，袁世凯在北京当上民国大总统，瞎子找上门。老袁不念前言，立赏大洋一千。当然，他日后倒霉，也是倒在这种堪舆小术上。他大儿子袁克定说，为了冲掉袁家人活不过60岁那道坎儿的霉运，必须有人当“皇上”才成。结果呢，袁世凯当了“皇上”，仍没有迈过60岁大关。
　　
　　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至恒上村时，老袁正在做寿（阴历八月二十，在辛亥那年的阳历，恰好是10月11日）。
　　
　　闻听湖北乱起，一座皆惊。
　　
　　袁世凯立刻让人撤去酒宴，挥退戏子。然后，他摆下茶围，与来客共谈国事。
　　
　　他强调，大家是谈，不能说“商”。
　　
　　在座诸人，你一言我一语，大抵都讲，武昌叛逆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定能制服叛逆。有人说，革命头子孙中山、黄兴都不在湖北，叛逆之人群龙无首，定不能成事。还有人讲，武昌是乱兵哗变，志在哄抢，一俟大军压境，必然随之消亡。
　　
　　袁世凯不言语，静听诸人发言。良久，他徐徐道：
　　
　　“武昌之乱，不比长毛（太平天国）。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听老袁如此说，立刻有人奉承：“如此说，天下大事，非袁宫保您出面不行！”
　　
　　袁世凯仰头一笑，连忙摆手：“不要这样说！今日只谈风月，莫论国事……”
　　
　　武昌炮声隆，洹上欣喜起。
　　
　　于袁世凯而言，他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机遇，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坐看中原鹿正肥——袁世凯出山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十个字，乃袁世凯13岁时所作一联。毛头少年，既以潜龙自诩，又以逐鹿自励，果真不是凡人。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廷电谕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手下人听说后，都兴冲冲进门，前来道贺。
　　
　　老袁眉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信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多年宦海浮沉，使他深知藏而不露、等待时机的重要性。
　　
　　而北京的朝廷，在起义初始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武昌枪声响过之后，最惶急的，莫过是北京的清廷。
　　
　　当时，内阁廷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瑞澂，一个是如何去平息武昌的起义。
　　
　　由于托人送钱走关系，加上本人与清廷的最高层都有“关系”，瑞澂该杀头的大罪，最后落个“戴罪立功”的微小处分。而在如何处理武昌起义问题上，大家一致主张以剿战去平定。
　　
　　人也杀了，城也占了，兵也反了，不剿不行。
　　
　　剿平武昌的人选，当时有两个——袁世凯和荫昌。
　　
　　如果凭资历，袁世凯一个，能顶荫昌五百个。但事实明摆着，载沣两年多前没杀他就不错，现在临乱马上把他拎出来，清廷很没面子。
　　
　　面子不说，对袁世凯的疑忌最关键。
　　
　　武昌汉人造反，如果派袁世凯这么个汉人去平灭，载沣等人思来想去，怎么也能放心。
　　
　　既然如此，只有派荫昌去当统师。
　　
　　荫昌（1859-1934），字五楼（后改午楼），满洲正白旗人。这位满人，才学不错，国子监生出身，早年就读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他曾去德国陆军深造，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甚笃。（威廉二世也是个倒霉蛋，一战后跑到荷兰，一直被协约国当战犯通辑）。所以，看荫昌的戎装照片，像极了德**官，连唇上的胡子都是德国式。
　　
　　花花公子出身，荫昌学不用功，德文口语很差。1877年，清廷派刘鸿锡出使德国，荫昌当翻译，一路根本弄不懂德国人说啥，气得刘大人把他“三等翻译官”降为“四等”。1884年，许景澄出使德国，荫昌跟了去，德文仍不过关，就被留在当地的军校学习。学成后，他进入北洋新军。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的时候，荫昌以学堂翻译教习的身份，终于得入李大人法眼，做到武备学堂总办的职位。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请荫昌推荐人才。这位公子挺有慧眼，就把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和梁华殿推荐出去，日后的“北洋三杰”，全在其中。
　　
　　1900年，荫昌还在袁世凯手下的山东办理过军务，与义和团打过仗。1901年，他出任德国公使。1906年，他任清廷陆军部右侍郎。1907年，荫昌主持会校清军秋操。1908年，宣统帝继位后，荫昌出使德国，在宴会上与老哥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皇畅饮欢言，出尽风头。
　　
　　载沣当初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出于私交情谊，荫昌为袁世凯说过不少好话。
　　
　　从性格上讲，荫昌是个新派人物，早在留学时就剪了辫子。所以，他每见慈禧太后，总要接个假辫子才行。
　　
　　在满洲贵族中，荫昌这个人算是个“大好人”，但军事上他完全不行。此前他在山东袁世凯手下和义和团打仗的“经验”，跟打猎差不多，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战阵。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荫昌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即便如此，摄政王载沣宁可信任满人荫昌，而非汉人袁世凯。
　　
　　清廷很把武昌起义当大事来处理。定下统帅人选后，谕旨频下，在调两镇陆军速赴战区的同时，又派萨镇冰督水军协战。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军新军有九个镇在北方，其中不少精锐正集中在河北永平准备演练“秋操”。此次军事大典，本来是载沣想显摆新成立“皇家禁卫军”威力的。
　　
　　载沣当权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任命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外，惟一的“实事”，就是建立皇家禁卫军。
　　
　　武昌枪响，显摆皇家禁卫军的机会就没了。但是，由于清朝的陆军精锐尽在永平，大可派那些人乘火车直奔武汉战场。当然，江北提督段祺瑞，还可以率领江浦混成协坐船去，那样会更快些。
　　
　　载沣信不过南方的军队，又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心腹，没有同意。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近畿陆军或河南新军中马上抽人赶赴武昌，那样比永平新军更快。但庆王奕劻怕载沣的弟弟载涛趁军队调拨的机会，用城内的禁卫军先把自己给“解决”了，坚执不可。结果，奕劻调来自己信得过的姜桂题目的武卫军把守京城九门，顺便保卫他自己的庆亲王王府。
　　
　　满清高层窝里斗，造成决策延搁和失误。
　　
　　最终，清廷还是决定从永平调军去武昌镇压。
　　
　　荫昌本人坐火车先去。随后，朝廷抽兵，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第六镇的混成第一协组成，荫昌自任“总统官”。第二军的“总统官”是冯国璋，他率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以及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赶往武昌扑火。
　　
　　荫昌这个人，好玩不正经。他脚登德国长统靴，身穿中式缎袍，嘴里唱着京剧《战太平》的歌词儿，拿着身板架式上了火车（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当时，荫昌非常轻敌。清军水陆并进，阵势之么大，平灭武昌几个叛党，看似很容易。为此，这个半老少爷大有“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意头。
　　
　　10月15日，荫昌在彰德下车，拜见袁世凯问计，显得很有得胜的信心。
　　
　　袁世凯劝他：“湖北方面，有黎元洪为将，千万不可小视！”他建议荫昌小心，切勿轻易出战。
　　
　　荫昌与袁世凯关系甚好。特别是摄政王得权后，袁世凯得保人头，荫昌出过大力，为此袁府上下视他为“恩上”。
　　
　　袁世凯如此劝说，绝对不是发阴使坏，而是真正掏心窝子为荫昌好。
　　
　　而荫昌呢，二百五性格。他经老袁一劝，由极端乐观变成了十分悲观，从谨慎变成了磨蹭。
　　
　　所以，一直到10月17日，荫昌也没有组织清军进行任何象样的进攻。
　　
　　最早到达武汉的，只有清军的新军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四标。
　　
　　正在舰上避风的瑞澂听说只有两标人马赶到，心里更虚。
　　
　　为了将功赎罪，他还是马上命令这两标人马进攻。
　　
　　但是，荫昌事先有令，一定要等大部队集结完毕后，各部才能发起进攻，以求万全。
　　
　　10月18日，在汉口附近，已经有清军的一个混成协和两标人马，荫昌仍不下令进攻。
　　
　　他本人“持重”，革命军却先发制人。
　　
　　排炮轰鸣中，革命军在刘家庙打得清军屁滚尿流，夺取了大批枪炮辎重。
　　
　　这时候，人在信阳的荫昌心内有些慌。
　　
　　由于调度无方，铁道挤塞，弹药未及时运送，荫昌与那些军中“留学生”出身的军官、顾问们，一时间感到脑袋都大。
　　
　　等到新军强大的第四镇开到前线，武昌起义，已经到了第十天。
　　10月23日，荫昌把指挥部从信阳前伸到孝感，巡洋舰海琛号，也把大炮瞄准了革命军。
　　
　　但是，事已至此，一切都似乎太晚了。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军机，10月22日，湖南独立；当天，陕西独立；过了两天，九江响起革命枪声……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倒塌的过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0月27日之前，荫昌所统的大批清军，对革命军没能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自不必讲，河南的巡防军反而向革命军投降，真是雪上加霜……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别的办法，清廷只能起用袁世凯。
　　眼看中国局势渐乱，怕威胁到各自的在华利益，洋人们出来说话，纷纷要求清廷把袁世凯请出来主事。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此人在朝鲜时就与老袁是好友），以及洋人的驻京公使团，一致要求袁世凯出山，并专门派人入宫传达清晰的信息——希望袁世凯以“皇权执行者”的身份出来。（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在清廷内部，本来就与袁世凯一气相通的庆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这下子底气更足，他们一起对载沣施压，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
　　
　　急火攻心下，摄政王载沣没辙了，他忍泪屈从，并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样主张，就照你们的办，日后有事发生，请不要推卸责任！”
　　
　　这位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为座右铭的摄政王爷，终于在泪水中完全暴露了他的怯懦与无能。
　　
　　载沣这边愿意了，袁世凯那边没那么容易。
　　
　　
　　该拿捏的时候，一定要捏足了谱儿。
　　
　　老袁上折推说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袁世凯声称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
　　
　　你载沣不是从前以“足疾”开我回籍吗，今天，我老袁身上毛病更多了。
　　
　　当然，袁世凯在吐喷胸中郁气时，也给载沣留个退步——只要病好，我一定出山。
　　
　　这就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步――湖广总督，官太小。不干。
　　
　　老袁其实啥事没有，他大馒头一顿吃五个，精神十足。
　　
　　见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再讨价还价（致电内阁）：给枪给钱，按我的意思安排人。
　　
　　于是，王士珍、冯国璋、段艺贵、段祺瑞等北洋嫡系，一时到位。
　　
　　清廷已经答应了这么多条件，老袁该出山了吧。
　　
　　不！他仍旧“抱膝长吟。”
　　
　　清廷派来彰德劝说就任的徐世昌，本来就是袁世凯心腹。他来见袁世凯后，不仅没苦口婆心劝老友立刻赴任，还给他出了不少要大价码的主意。
　　
　　如此，袁世凯摆出了六大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
　　4，解除党禁；
　　5，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
　　
　　上述六条，哪条不答应，老袁绝不出山。
　　
　　这六条条件真厉害，不仅使得袁世凯人前人后、敌方我方作足好人，也彻底把皇族架空。
　　
　　载沣答应吗？绝对不答应！暂时的绝对不答应！
　　
　　眼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
　　
　　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全权指挥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指手划脚“遥制”。
　　
　　这下老袁该出山了吧！还不！
　　
　　10月27日，滇西腾越革命；10月29日，山西太原独立，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蔡锷为云南都督；31日，江西南昌光复。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月30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施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
　　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往热河（“北狩”）。
　　
　　很怕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跑了没东西可玩，袁世凯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要“出山”。
　　
　　10月31日，袁世凯到达信阳。
　　
　　11月1日，清廷下达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到电报，袁世凯终于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
　　
　　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作坐镇指挥的姿态。
　　
　　载沣等人，不让他在湖北呆着，心急火燎请他入京主事。
　　
　　袁世凯仍旧推辞，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月8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此电文，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月3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这样一来，“皇爹”摄政王载沣实权皆无，该袁世凯当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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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10 22:16
　　革命抛与鄂江潮——革命军在阳夏战争中的重挫
　　
　　暂放下袁世凯，我们看看武汉的战事进展。
　　
　　当老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北洋集团在武汉前线的官兵吃了定心丸，开始出手动真格的了。
　　
　　此前，黎元洪三番五次指示各军加强守备，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在刘家庙阵地，革命军官兵们仍然沉没在大捷的喜悦中，没把清军当盘菜。
　　
　　隆隆大炮，忽然齐放，北洋炮兵开始发威。一时间，刘家庙阵地上血肉横飞，革命军士兵牺牲甚众。特别是革命军的炮兵阵地，在北洋炮火的精确打击下，弹药库爆炸，巨响连连。
　　
　　没有多久，清军陆军开始进攻，打得革命军措手不及。
　　
　　巨压下，革命军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守至三道桥——姑嫂树一线喘息。
　　
　　这时候，清军水师开始发威，用舰炮对革命军展开了十多轮轰击，对革命军炮军阵地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和压迫。
　　
　　一批又一批革命士兵，倒在血泊之中。
　　
　　于是，双方开始冲锋和反冲锋，拼死肉搏。
　　
　　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他们都是来自经受过最新军事训练的新军（革命军中有部分新募士兵）。双方各持新式武器，殊死战斗，无畏无惧，杀得你死我活，展现了新式军人的勇气和斗志，确实都值得赞许。
　　
　　毕竟北洋军人多势众又有无尽的弹药增援。近中午时分，革命军的刘家庙阵地失守。
　　
　　第二天，10月28日，北洋军乘胜，直杀汉口。
　　
　　这个时间段，已经是“阳夏战争”的后期。
　　
　　北洋军、革命军双方的正式交手，从10月12日开始，在汉阳、汉口一带，持续了40多天的战斗，其实是武昌起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史称“阳夏战争”―――汉口古称“夏口”，所以称汉阳、汉口之战为“阳夏战争。”
　　
　　到了十月底，战争进入北洋军得势的阶段。在汉口外围，北洋军势如破竹，把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
　　
　　进入市区后，北洋军新式武器不得施威，又不熟悉地形，一路遭到革命军节节阻击，双方浴血巷战。
　　
　　在战斗中，多位辛亥首义英雄，如炮队孟华臣、工程队李忠孝、步队谢元恺等人，皆英勇阵亡。
　　
　　武昌起义关键时刻在楚望台上曾立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仍勃勃不屈，大骂而死。
　　
　　见三天两夜都攻不下汉口，冯国璋大怒，下令士兵纵火。
　　
　　大火之下，烈焰铺及三十多里，无数百姓葬身火海，遍地皆焦。最后仅存者，下惟花楼一带，上惟硚口一带，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下路因为邻近洋人租界，清军不敢纵火；上路因为清军想据之为巢穴，所以幸免于难）
　　
　　乘借火势，北洋军攻陷汉口。
　　
　　在此危机时刻，一个人出现在武昌。革命军众人，眼前一亮，似乎大救星来到。
　　
　　他，就是黄兴。
　　
　　作为享誉华人世界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的到来，无异于为革命军注入一支强心剂。
　　
　　看到黄兴，喜得黎元洪拉着他的手大叫：“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
　　
　　于是，武昌城内，四处有士兵走马，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
　　“黄兴到！”
　　
　　欢呼之声，响彻数里。
　　
　　黄兴真顶事吗？未必。
　　
　　这位爷，多年来出生入死，四处参加起义，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仍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死了百十人不说，他本人还被打断一根手指。
　　
　　黄兴到后，革命同志情绪高昂，居正等人欲推他为两湖大都督，想把他超升于黎元洪之上。
　　
　　吴兆麟顾大局，认为此议可能导致内部分裂，不如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此议，黎元洪赞成，汤化龙也赞成。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均对黎元洪此时的表现大加首肯，认为他“深明大义”。其实，据笔者忖度，老黎不那么简单。
　　
　　黄兴名气再大，书生而已，最多指挥过百十号人马、几十条枪，根本没有真正的军事指挥能力。反观他的对手，那可是冯国璋冯爷。这位北洋军爷，武备学堂出身，是淮军名将聂士成手下勇将，曾在朝鲜与日军死拼过，又是小站练兵的好手。他的军事才能，远超黄兴之上。
　　
　　黎元洪以秀才黄兴主持军事，显衬出他心机老辣的一面。
　　
　　为此，他大办仪式，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如此一来，黄兴再重要，也是黎元洪手下大将（老黎是“刘邦”，黄兴是“韩信”）。
　　
　　主次判然而分。
　　
　　傻乎乎的黄兴，带着兴致勃勃的革命军，进抵汉阳。
　　
　　
　　他来了，冯国璋也来了。
　　
　　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的一势，太过重要。
　　
　　于革命军而言，还有好消息传来。11月6日，前来增援的湘军雪中送炭，王隆中所率湘军第一协赶到汉阳增援。11月9日，甘兴典率湘军第二协赶来。
　　
　　兵力大增之余，各省纷纷独立消息频传，人心大奋。
　　
　　接下来，在汉阳防卫战的布署方面，黄兴却与武昌军务部三位军爷发生了矛盾。
　　
　　军务部主持战略的三个人，是著名的“首义三武”——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
　　
　　孙武湖北人，当然对湖南人黄兴心存芥蒂。
　　
　　黄兴认为应该把守军全部布置在汉阳正面，侧翼派出少量军力作牵制皆可。
　　
　　孙武对此不屑。他认为新沟是蔡甸咽喉，蔡甸是汉阳门户，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布置重兵。
　　
　　黄兴不予采纳。
　　
　　孙武人品虽不是很好，但他的见解比黄兴高。
　　
　　虽然孙武见识高，但黄兴是“战时总司令”，说了算。
　　
　　冯国璋的想法，与孙武不谋而合。他对汉阳的作战计划，就是声东击西。先绕路猛击蔡甸、新沟二地，然后从侧面闪击汉阳。
　　
　　结果，不用多说，等黄兴缓过神来，得知蔡甸、新沟两地的敌军是北洋主力时，大势已去。
　　
　　汉阳岌岌可危！
　　
　　
　　事已至此，只能想出奇制胜的招数了。
　　
　　于是，黄兴黄大胆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反攻汉口！
　　
　　这个提议，其实是来武汉的一个日本人大元为黄兴出的主意。恰好当时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的消息传来，为鼓舞士气，黄兴采纳此建议，并为同盟会党人所赞成。
　　
　　不仅这样建议，黄兴还就要这样做。作为子弟兵的湖南二协湘军，正可担当主攻任务。
　　
　　黎元洪思前想后，勉强答应了黄兴的要求。他准备在黄兴攻汉口时，派出武昌部队，由汉阳门渡江，攻击汉口正面。
　　
　　老黎想的也周全。此次奇袭得胜，自然他黎元洪大都督功劳莫浅；如果失败，肯定有黄大胆顶缸。
　　
　　孙武冷眼相观，不置可否。
　　
　　此招出奇，真差一点就制胜。
　　
　　11月16日晚，乘大雨滂沱之际，由湘一标打头阵，首攻五里墩。
　　
　　歪打正着，清军丝毫无备。由于天气寒冷，清军绝大多数人都躲在民房里面烤火取暖，根本没有注意喧哗而进的革命军士兵。
　　
　　革命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推入汉口城内。
　　
　　黄兴本人骑高头大马，高举雪亮指挥刀，在河堤上往来驰骋，为士兵鼓气。
　　
　　深谙军事的冯国璋，绝没意料革命军有这种反规则的绝招儿，惊吓得够呛。
　　
　　定下心神后，他连忙安排各部步步为营防守，并请在孝感的段祺瑞派人来增援。
　　
　　更悬的是，革命军一支敢死队，已经杀到冯国璋指挥部所在的迎宾馆。可惜，这些人并不知道此处是北洋军司令部，袭扰了一阵就杀向他方。如果他们尽死力进攻，当时老冯非死即伤，还可能当俘虏。如果那样，我们今天就看不见冯巩说相声了。
　　
　　战至午夜三点，北洋军终于缓过神来，在江岸排定重机枪，横扫革命军士兵，终于阻截住湘军一协的进攻。
　　
　　由于黎元洪答应的武昌部队一直没加入战斗，湘一协孤掌难鸣。
　　反观北洋，援军越来越多。
　　
　　湘二协本身战斗力不行，又在后面互相争抢吃食，一下子炸了营，继而波及到已经打得人困马乏的湘一协。
　　
　　两协湘军，兵败如山倒，一口气败下阵来，纷纷往江边逃跑。
　　事前，黄兴搞那套“破釜沉舟”的纸上谈兵，把原先设在河上的浮桥拆掉，本意是鼓舞士气，有进无退。结果，革命军士兵退却的时候，发现没有桥，好多人心慌意乱，溃兵争渡间，掉入江中淹死了不少。
　　
　　北洋军还没有从被打蒙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看到革命军玩命退却，一下子跑回江那边，均感莫明其妙，不少清军军官认为是革命军搞诱兵之计，下令士兵停止追击。
　　
　　他们边搜索边行进，给了革命军士兵不少逃命的机会。
　　
　　此次战役，革命军方面，连兵带官，损失千余人，可谓伤亡惨重。
　　汉口反攻没得手，汉阳就更保不住。
　　
　　从11月19日到11月24日，接连5日，北洋军猛攻汉阳。
　　
　　革命军士兵殊死战斗，仍旧不敌。最要紧关头，湘军一协王隆中部抵不住，率先退回武昌。未几，这些完全失掉胜利信心的湘军，竟然不顾他们的老乡黄兴，分堆分批离军，逃回湖南老家去。
　　敢死队，肉搏战，一寸土地一淌血。
　　
　　所有这些，都没有用。在付出伤亡数千的代价后，革命军溃不能支。
　　
　　11月27日，汉阳失守。
　　
　　黄兴忧愤交加，想当场自杀，为同志劝阻。
　　
　　武昌军Z_F紧急开会，商讨对策。
　　
　　败退后的黄兴，怒气满胸。在会场上，他高声指责军官执行命令不力，没有贯彻作战计划。
　　
　　见黄兴大败后脾气还如许大，军Z_F内部不少人勃然而怒，纷纷拍案而起，不客气地指斥黄兴指挥无能。
　　
　　由于每人面前都有条桌子，拍案争吵，响彻屋宇（邓汉祥《武昌首义亲历记》）
　　
　　最后，还是黎元洪出面当和事佬，婉劝大家不要伤和气。
　　
　　众人稍微平静后，会商如何走下一步棋。
　　
　　出于长期革命以来屡战屡北的思维惯性，黄兴此时不合时宜地提出说，要放弃武昌，收拾残兵，乘流而下。这样，可以会合南方革命军，尽锐进攻南京。
　　
　　显然，对于武昌的党人来说，黄兴进攻南京是借口，撤退逃跑倒是真。
　　
　　屋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黄兴放弃武昌的提议。
　　
　　最后，张振武一席话定下调子：
　　
　　“武昌乃全国革命首义地，如果弃之不顾，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我们能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最终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到最后，张振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拨出腰间手枪，大呼道：
　　“敢有人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
　　
　　黎元洪、孙武、刘公等人，纷纷起立鼓掌，屋内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张振武的话。
　　
　　处于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黄兴面色土灰。
　　
　　还是黎元洪显得有人情味，他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拉这位倒霉的爷们离开会场。
　　
　　黄兴这个人，人品没得说，是个至忠至厚的好人。但他当时的建议，绝对是一着臭棋。如果放弃武昌，日后不可能那样快就出现中华民国。
　　
　　当晚，黄兴黯然离开武昌。他从草湖门出城，搭船前往上海。
　　
　　同船的人不知道，那个闷头坐在角落里的黑脸胖胖的中年男人，正是几日前在张公堤上骑高头大马、手扬指挥刀往来如风的黄司令。
　　（可巧的是，黄兴日后守南京，打城的仍是冯国璋，黄兴同样是大败落荒。以至于时人讥笑说，黄兴二字，黄字下面两条腿，兴字下面又是两条腿。所以他逢战就跑，总比别人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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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10 22:17
　养敌自重观形势——袁世凯按兵不动
　　
　　
　　谈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刚上台时任清廷“总理大臣”的表现，几十年来，即使是“极左”的历史学者，立刻忘记了他们“革命派”的身份，无不破口大骂袁世凯阴险，对他的束手观斗痛心疾首。
　　
　　这种心态，无非是出自中国人内心中最深层次的、为统治者帮闲效忠的“忠臣”心态。
　　
　　换位思考，如果我们中的哪人，身为当时的袁世凯，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傻不啦叽拼死命为清朝打拼，灭掉武昌革命党，然后再俯首听命，任凭载沣对我们卸磨杀驴吗？
　　
　　走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满清统治者一向用此侪俩，袁世凯能不寒心吗？
　　
　　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岳飞？凭什么要袁世凯去做年羹尧？
　　
　　自朝鲜到直隶，袁世凯为清朝竭尽犬马之劳。可是，他最后换来什么呢？差一点就换来一把杀头的钢刀。如果当时载沣多一点阴狠，袁世凯肯定会身首异处，连一束白练都得不到——那是赐给满清权贵全尸自尽用的，汉人就要掉脑袋。
　　
　　作为儒学熏陶出来的袁宫保，自有他本身的政治道德和伦理观。但强求他对满清效忠至死，鞠躬尽瘁，就是我们时人对历史人物的刻薄和苛刻。
　　
　　重入北京后，乍暖还寒的那颗心，让袁世凯变得无比持重。他的城府，一天深似一天。
　　
　　在“革命”和“F_G_M”两个阵营间，踩稳钢丝，拿捏有度，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所以，从一开始，对于武昌的革命军，袁世凯本人胸有成算，根本没有急赤火燎杀绝灭绝的心。
　　
　　人在彰德时，他已经派出手下刘承恩，以湖北老乡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攻克汉口后，在枪逼紧逼的同时，袁世凯派人劝降，遭到革命党人明白的拒绝。而后，刘承恩得他授意，派密探王洪胜持秘信往见黎元洪。双方见面谈话详情如下，很耐人寻味：
　　
　　黎元洪：“你送信，想说什么？”
　　
　　王洪胜：“我此来，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打仗的时候，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我们汉人的。”
　　
　　黎元洪：“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要是未打汉口以前来说，就好说了，可惜来晚了”
　　
　　 王洪胜：“我们大人上月24日由清江才到家，宫保（袁世凯）28日打电话，招我们大人到彰德府，才派办理招抚事宜。我们大人到汉口的时候，双方打过几次仗了，汉口房屋已经烧坏了。”
　　
　　黎元洪：“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
　　
　　王洪胜：“现在朝廷有旨，Z_F各大臣旗人，庆亲王、那桐等，都已开缺，派袁宫保总理内阁大臣。”
　　
　　黎元洪：“宫保见事差矣！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甚么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甚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有奸心。……这个时候，如果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满洲），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瑞澂、盛宣怀两人，令人可恨，将来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杀他”。
　　不过，在回绝袁世凯讲和的同时，黎元洪没把话说死：“如果刘承恩他能过江来，我和他可以好好谈谈。”
　　
　　当时，对于与老袁谈条件，黄兴似乎更积极主动些。刚刚参加完登台拜将得任“总司令”的他，在11月9日，曾写亲笔信给袁世凯，先谈满清残暴：“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二百六十年来，事事与人背道而驰，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继之，黄兴劝袁世凯以汉人身份，要明白大义，劝他反正：“人才厚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不能，高出（黄）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满清）而同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见此信，袁世凯特别高兴。人都有喜欢被人戴高帽的潜在心理，老袁也不能免俗。于是，他正式以刘承恩为使，持他本人亲笔信过江与革命军讲和，表示说：“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观其茬口，仍旧硬勃。
　　
　　黎元洪此时一点也不软蛋，当着军Z_F众人的面，反驳刘承恩的“劝说”，激言道：“袁大人逼我们讲和，目的不过是借此自抬威权。希望你转告他，不要做没有人格的满洲奴才，应转旗北向，推满清朝，否则，双方无和可谈，只得约期大战而已！”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黎元洪语气生硬，指斥到位：
　　
　　“公之外状，佯持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公之自私自为之心，深固不摇，而后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渔人之利也。……（你如此）半推半就，凭术弄巧，欲奋一人之私智，凭今日汉族革命之声灵，以褫胡主之骄魄，乘其震惧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鞑统，以为钳制中原之具，而假托于君主立宪……（然后，黎元洪又呼吁袁世凯翻然悔悟，站在革命军一边）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后来，不仅黎元洪态度强硬，黄兴也改变先前谆谆而劝的姿态，立驳刘承恩的君主立宪言论，并通谕武汉军民，勿为袁世凯讲和所动，揭发其不良居心。
　　
　　袁世凯得知革命党方面态度后，一则喜，一则怒。喜的是已探明革命党底线，怒的是这帮人大败方输后仍旧如此不服气。
　　
　　于是，他加紧部署冯国璋等人的进攻，派兵攻下汉阳。“若不挫其锐气，和议固然无望，余半身威名，亦将尽付东流！”袁世凯在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书中如此写道。
　　
　　革命党方面，黄兴离阵后，蒋翊武接替他“总司令”的位置，吴兆麟充任总参谋长（孙武等人，不满文学社的“湖南人”占位，不久就耸恿黎元洪把蒋翊武的位置给了谭人凤。每隔多久，孙武又挤走谭人凤）。
　　
　　12月1日，北洋军已经占据了龟山制高点。他们把大炮搬上山，朝着武昌居高临下一顿乱轰。
　　
　　说着“乱轰”，是讲炮火的频密，其实一点不乱。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打得很精准，又有暗探提前报料，所以，武昌各军事、民政部门无不挨弹。
　　
　　特别是在一个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出身的军官瞄准下，仅用三发德国管退炮炮弹，清军就把武昌都督府的大房顶子揭开了大壳。
　　情势如此危急，黎元洪坐不住了，他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溜号。
　　
　　孙振武，邓玉麟等人得知消息，立刻赶来劝阻。
　　
　　“大敌当前，身为都督，你应该作出表率。弃守地而走，就是临阵脱逃！”张振武大声责斥黎元洪。
　　
　　老黎忸怩，低头搓手。
　　
　　张振武唤人，吩咐“保护”好大都督，然后他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禁不住大炮弹、二炮弹一个接一个往没有上层屋顶的都督府中乱落，黎元洪最终还是从中逃了出来。
　　
　　他带着人奔往洪山临时司令部方向退却。最后，一行人跑到了葛店附近的王家店，吃饭喘息。
　　
　　大都督狼狈出逃，武昌城内更加混乱，军心焕散，居民乱逃。
　　
　　孙武本人，见势不妙，也擅自出城“办公”。
　　
　　依照当时的态势，武昌沦陷，只是早晚的事情。
　　
　　连革命军自己都大惑不解地是，占尽优势的北洋军，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只是不停地发炮“震摄”，步兵并未发动进攻。
　　
　　而且，就在黎元洪本人逃离都督府的当天，袁世凯派人送信，要与革命军“讲和”。
　　
　　黎元洪简单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
　　
　　等黎元洪确实得知老袁要“讲和”，他变得无比主动和热情——马上就要玩完的关键时刻，竟然对手要言和，真是天佑我也！
　　
　　不是天佑他，是袁世凯佑他。袁世凯也不是佑他，最终目的是佑袁世凯自己。
　　
　　11月30日那天，冯国璋本人受到朝廷封自己为“男爵”的鼓舞，加上大胜的铺垫，要一举攻下武昌。这可把袁世凯急坏了，一日内七次急电，制止他的进攻。
　　
　　冯国璋贪功心切，差点坏了老袁的好事。
　　
　　到了这个时候，武昌军Z_F中最强硬的革命派，也都默不作声了。谁心里都清楚，谈和，是武昌革命军苟延残喘唯一的机会。
　　
　　早在汉阳失陷当天，黎元洪已经派人找到了在武昌的上海英文报《大陆报》记者埃德温，公布了他的“声明”：
　　
　　“敝人切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
　　
　　最后那句“甘冒矢石、作战到底”的话，明显没有任何底气。
　　
　　12月1日傍晚，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盘恩，拿着由清军拟好的和议条款，过江来见黎元洪。
　　
　　由于老黎已经腿快跑去王家店，蒋翊武、孙武、吴兆麟等人接待了他。
　　
　　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老友，故而朱尔典受托指示盘恩来帮助办事。
　　
　　议和条款中，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集体建议交战双方休战三天（12月3日8时起）。这份协议，武昌方面先盖印，然后再由清方盖印。
　　
　　看上去，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城下之盟”的侮辱。但孙武等人此时顾不了那么多，喘息要紧，他们立即同意了盘恩的要求。
　　
　　此时，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黎元洪逃跑的时候，把大都督印信带走，无法盖印。
　　
　　好在都督府中人才诸多，一名叫高楚观的人善篆刻，仅仅几分钟，就用大萝卜上刻了个总督“大印”，盖在停战书上，让英国佬带走。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大喜。他赶紧从王家店往回赶，一路翻蹄亮掌。一来武昌已无那时危险，二来怕自己离开久了，孙武、张振武或蒋翊武等人会取代他的位置。
　　
　　回来后，黎元洪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权力更重。因为，清方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
　　至此，他对先前自己英文报上登声明“无条件议和”的“失态”有点后悔。
　　
　　于是，他开始广见记者，大说自己赞同共和，要求革命党人坚决联合，一定迫使清廷下台。
　　
　　如此这般，黎元洪把汉阳失陷后他自己的动摇，完全遮掩。
　　
　　观察黎元洪起义后一向所为，最初时刻，他确实非常动摇，甚至数次在与清军军官的电话中表示自己“被逼”的无奈。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他也一步一步发生了改变，铁下一条心上“贼船”了。即使是从武昌往外逃的当口，他也并非要叛变投敌啥的，而是躲一躲看一看的心态。当时，各省独立潮起，造反的，不仅仅是他老黎一个人。即使武昌败了，他还可以跑到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熟读史书的他，也更加摸清了袁世凯的心思——养寇自重。他知道，有了自己的存在，袁世凯在朝廷才能显得更加重要。
　　
　　于袁世凯而言，保有了武昌，给革命军留下一块地盘，在对外显示了自己宽容态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谈的对手，证明革命军力量不可小视，借此可继续挤兑满清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载沣等人对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然而，令袁世凯心中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1911年12月2日，在武汉的交战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却被革命军攻占了。
　　
　　这样一来，革命军阵营士气高涨，被汉阳、汉口失陷所打击而沉的锐气，重新出现。
　　
　　北京内阁会议上，善耆等满清皇贵见袁世凯按兵不动，怒不可遏，大声质问他：
　　
　　“龟山大捷，汉阳、汉口已复，大胜如此，武昌指日可复，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轻蔑一笑，答言：“汉口、汉阳虽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冲，形势倍于武汉。党人势大，蛊惑国人，人心军心浮动。议和，此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当避位！”
　　
　　恫赫之下，几个鸟笼子里出来的满洲贵人，噤口不言。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袁世凯十五岁、十九岁风华正茂时所写的三首诗，气势磅礴，志向远大，飘飘有凌云之气：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袁世凯十五岁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其一：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
　　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
　　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
　　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其二：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以上诗句，乃袁世凯十九岁返回项城坐组织文社是所咏十多首《咏怀诗》中的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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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31 06:55
　过把瘾就走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Z_F
　　
　　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与武昌的黎元洪讨价还价占便宜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革命军势态进展之速，非常超乎他的意料。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为当年诸葛亮所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北帝王之宅！”
　　
　　这一胜地，东南的太湖平原、钱塘江流域乃资源丰富的大粮仓。环顾周遭，皆大富之地，据此可富甲一方。沿江上溯，九江、武汉尽可控遏；沿流而下，又直抵上海。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八达四通，更使这一重镇的军事幅射力影响巨大。
　　
　　从地势上观察，南京北高南低，四周环山，城墙艰厚，易守难攻。城西，秦淮河入江，江边多山矶；西南往东北，石头山、马鞍山、卢龙山、幕府山逶迤；东北面，宁镇山脉的钟山耸峙；正北，富贵山、鸡笼山、霞舟山固踞；南边，长命州、张公洲、白鹭洲形成了夹江，山屏水蔽，拱卫古都。
　　
　　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如此东南重镇，连江带湖，控遏鄂、赣、皖、苏动脉，又有长江天堑之险。
　　更特别的是，明朝朱元璋定都于此，故而南京对于汉族人民的政治符号意义，影响非常关键。
　　
　　如此坚城古都，竟然一朝落入革命军之手，甭说是清廷，连袁世凯都感到十分震惊。
　　
　　水陆并发下雄城——南京的光复
　　
　　江苏一地，向来为富庶之区。可发一叹的是，衰世天灾多，1911年秋，苏南一带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
　　
　　由于对外有巨额的赔款要年年缴送，清廷在灾年不能免征租赋，仍旧搜刮穷民。
　　
　　如此情势下，饿殍遍地。官府仍旧横征暴敛，自然会激酿成变。苏南地区抢米风潮与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合地还爆发了“千人会起义”，局势十分混乱。
　　
　　如此这般，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活动空间。
　　
　　继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苏州的新军官兵人心思动。
　　
　　大势所趋。本来就对清廷心存不满的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经过与当地士绅协商后，在11月5日宣布反正，成立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程德全被推为苏军大都督。（现在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即是程德全所写）。
　　
　　清朝在苏州的提法司护理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忠于满清，偷偷跑到南京，急向清朝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此人有个名人侄女张爱玲，比他有名多了）求援，并嘱咐他做好军事准备。
　　
　　当时，南京名义上主要负责军事的，是江宁将军铁良，这人是满人中一直号称“知兵”的顽固派，曾为陆军部大臣。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把他排挤到地方当“江宁将军”。（南京当时就称“江宁”）
　　除了张人俊、铁良二人一文一武大员，真正在南京主管日常防务的，乃臭名昭著的张勋，时为江南提督。
　　
　　继上海、苏州光复后，无锡、常州、太仓、昆山陆续光复。1911年11月7日，南京的门户镇江，在城外第九镇18协新军起义下，发动进攻，城内旗兵不支缴械，都统载穆（旗人）吞金自杀（这个死法不好受）。镇江光复。
　　
　　镇江一地，挟象山、北固山、金山、焦山、岘凉诸险隘，乃南京锁钥。
　　
　　好消息陆续有来。镇江光复后，自长江上游东溯而下的清朝南洋海军江贞、飞鹰、楚同等十三艘军舰，也在镇江江面宣布起义，被改编为革命军镇军舰队。
　　
　　其间，至11月15日止，江苏的常熟、江阴、宜兴、吴江陆次光复。清江浦（淮阴）炮队起义，淮阴告复。通州（南通）也有戏剧性，当地士绅们集体“规劝” 清朝狼山镇总兵张士翰，要他缴械。这哥们听劝，表示无条件归顺后，孤身离职，于是通州（南通）光复。11月10日，扬州不流血光复。11月22日，海州巡防营清军暴动，仅仅十几个党人士兵，就攻克了海州衙门。
　　
　　至此，双跨长江南北的江苏大部分，基本光复，南京成为一座孤城。
　　
　　1911年11月4日，浙江省城新军起义，上海的陈其美派党人蒋介石、王金发等率沪军敢死队前来助战。仅一天时间，就光复了杭州。由于表现勇敢，青年蒋介石甚得沪督陈其美赞赏，提拔他为团长。当时的蒋中正，年仅24岁。
　　
　　扫清外围拔钉子。革命军对南京坚城，志在必得。只要夺取南京，就能与武昌革命军遥相呼应，最终在战略上形成与清廷的南北对峙大势。
　　
　　驻防南军的清朝新军，是第九镇的17协33标和34标，外加骑兵第9标，炮兵第9标，以及工程、辎重各一营，约有5000多人。33标原来的标统赵声（1881—1911），为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同盟会员，一直在军中宣传革命。他后来遭到张人骏疑忌，被迫去职（他去职后参加过两次广州起义，因连败而忧愤成疾，1911年5月病死于香港）。所以，南京的新军革命根基，非常有底。
　　
　　武昌起义后，听说起义主力是湖北那里的新军八镇，在南京的新军九镇官兵摩拳擦掌。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以及江南都督张勋，都对九镇新军非常猜忌，很想把士兵全部缴械。但是，他们恐怕一下子激起兵变，缴械令一直未敢猝发。
　　
　　思来想去，张勋等人不敢怠慢，就严格限制九镇新军的弹药使用，下令士兵们要把打靶后所剩的子弹、炮弹一律上缴，还强行取走九镇的几门大炮和数挺机关枪。
　　
　　为了从心理上震赫新军，张勋派出三个营的精锐，紧靠33标驻地部防，以备不测。同时，他还下令还架设大炮于猫儿山，炮口直指33标营房。狮子山清军防营要塞的大炮，也指向33标。
　　
　　见城中双方杀气腾腾如此紧张，城内的士绅害怕这些军爷们火并，就建议张人骏把九镇新军调往城外。
　　
　　这个台阶，对双方都有好处。张从骏照准。
　　
　　10月3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率领城内新军，移师城外，驻兵于距南京60里开外的秣陵镇。
　　
　　刚到秣陵镇，九镇新军在军中中下级党人鼓动下，即刻子弹上膛，刺刀开刃，准备杀回南京。
　　
　　在镇江驻守的35标，江阴驻守的36标，闻讯也跃跃欲试。不久镇江光复。
　　
　　这时候，由于张勋等人的严限，九镇新军每人手中仅有三颗子弹。即便如此缺粮少弹，士兵们迫不及待要革命。
　　
　　11月7日，33标、34标的官兵们就开始猛攻南京雨花台炮台。
　　
　　新军勇猛无畏，拼死进攻，已经打到了距炮台一公里的地方。由于他们枪中的子弹打光，最终不能即刻成功。
　　
　　清军的机关枪，像割草一样，把不少空枪进攻的九镇新军士兵撂倒在阵地前。
　　
　　最后，仍有百余新军官兵挥舞刺刀攻上炮台。
　　
　　由于众寡不敌，清军弹足枪精，这百多名新军皆战死于炮台之上。
　　为了把起义的势头压下去，清军调校炮台上的大炮，炮炮直中进攻中的新军。
　　
　　轰鸣声中，血肉横飞，马倒人亡。
　　
　　九镇起义士兵不支，只得沿宁镇大道撤往镇江方向。
　　
　　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得悉起义军攻打南京失利，非常关切，决定组建“江浙联军”，合力夺取南京。
　　
　　与此同时，他们通电光复各省，希望能各自派军增援。
　　
　　为了指挥有力，大家拥推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众人拾柴火焰高。江浙各地部队集结，共有兵力三万多。上海方面运送了充足的弹药；湖南、湖北两省军Z_F共解饷银二百万两。
　　
　　相比之下，清军在南京兵力有两万多人，有铁良指挥的驻防旗兵一标，炮兵一营，以及张勋江防军的步、炮四个营，后又新招募一营约3000新兵。
　　
　　为了阻截张勋军逃跑后路，拦截北方清军的支援，江浙革命联军由镇军李竟成部组成江北支队，在长江北岸自六合攻向浦口，以张声势。
　　
　　同时，革命军海军舰艇在长江上发炮策应，掩护登陆，并阻止清军在江上的南北交通。
　　
　　主功方面的计划，由镇、沪、浙军为主力，东面出动，率先扫清外围马群、孝陵卫等清军据点，夺取南京的制高点天堡城，而后攻占南京东城及东北各个城门。南路方面，以苏州军为主力，在雨花台一带佯功，牵制清军主力，伺机入聚宝门、洪武门。北路呢，派出镇、浙军部分士兵进攻乌龙山和幕府山，清除狮子山炮台等外围要塞。
　　
　　一切就序后，11月24日大早，江浙联军首先与清军在马群、孝陵卫一带激战，首战即大破张勋辫子兵。
　　
　　打到下午3点左右，革命军在海军掩护下，已有部分士兵乘舰逐波，在乌龙山登陆。
　　
　　这时候，炮台上清军已经被“策反”，忙树白旗反正。乌龙山炮台被联军所有。
　　
　　11月25日，随着幕府山炮台、下关东西炮台的反正，革命军攻占马群、孝陵卫阵地。
　　
　　张勋杀红眼，转日亲自督战，指挥7000人马，想拼死夺回孝陵卫等外围阵地和炮台。
　　
　　革命军血战，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间不分胜负，胶着在一处。
　　
　　关键时刻，沪军1500多援军杀至，打得张勋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他手下一多半人马，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成了俘虏。
　　
　　张勋只得逃回城去，再想办法。
　　
　　这个尽忠满清的汉人将军败回城中后，并不气馁，依据坚城高地，用炮猛轰攻城的革命军士兵，还时时出城进袭，打不过就后撤入城，在南京城周数处与革命军展开拉锯战。
　　
　　到了11月27日，由于南京外围的制高点如乌龙山、幕府山、孝陵卫、狮子山等地陆续落入革命军之手，形势对城内清军大为不利。
　　联军在各处架设重炮，对准北极阁、富贵山、总督署，明故宫以及太平门、洪武门等战略要地，阵阵猛轰，打得张勋的兵马血肉成沫，四处惊奔。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出身贫寒农家。他8岁丧母，12岁丧父，15岁入地主家为牧童，可谓“苦大仇深”。这个人当兵很晚，26岁（1879）年才入伍，五年后就在中法战争中因冒死进攻而立大功，后升为参将。甲午战争后，他在袁世凯手下，由于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升任总兵。1901年后，他调入北京担任端门守卫任务，多次参与慈禧的扈驾随行，深得“老佛爷”信任。1911年，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由于广受“皇恩”，这个粗汉是个铁杆保皇派。
　　
　　战至此时，南京只剩下最后一个难拨的钉子——天堡城。
　　
　　凡研究过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天堡城乃南京咽喉，位于东郊紫金山西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必夺之地。
　　
　　一旦夺取天堡城，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在这里，张勋不惜老本，不仅派驻汉防军精锐一营，又派旗兵600，拥重炮十余门，数挺马克沁机关枪，死守不动。
　　
　　从11月24日到11月30日，江浙革命联军仰攻六日，徒然在天堡城下留下尸山血海，半步也无法进取。
　　
　　革命军将领心急如焚。
　　
　　浙军统领朱瑞火起，下令重赏：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每人赏大洋50元，伤亡者铸像立名。
　　
　　同时，他亲自挑选200死士，排成两组，一组由白骨坟东湾上中茅山，攻天堡城侧背；一组由明孝陵园的通寺出发，直奔紫金山主峰，居高以击其东。而后，再派镇、浙、沪三军，从正面再行猛攻。
　　
　　由于不停地施以重炮，天堡城外围一大据点不支，守卫的清军叫嚷要投降。
　　
　　镇江革命军管带杨韵珂有信有义，下令革命军士兵停止射击，带着几个士兵上前准备交涉。
　　
　　不料，清军诈降，待他迎前时，排枪齐放。
　　
　　杨韵珂身中数十弹，栽倒在血泊中。
　　
　　死前，他对身后兄弟们大呼：“不夺天堡城，莫收我尸！”
　　
　　战至11月30日夜，天堡城下堆满了革命军尸体。
　　
　　革命军士兵们仍旧不放弃，冒死从各个方面进攻。
　　
　　率一支敢死队直插紫金山主峰的同盟会会员叶仰高（时任联军参谋），在冲锋中中弹阵亡，英勇献身。
　　
　　他的死，刺激了攻城的革命士兵，人们高呼“为叶长官报仇”，死攻天堡城……
　　
　　最终，12月1日黎明，镇军连长季遇春第一个登上天堡城，手刃清军机枪手。
　　
　　革命士兵一涌而上，把未死的数名清军捅成血窟窿，砍成肉泥酱。
　　那位在紫金山主峰牺牲的叶仰高，名字看上去好像有些熟悉――不错，当初徐锡麟之所以仓猝起义，正因为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受不过刑讯，供出不少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化名“光汉子”的徐锡麟。如今，他在南京壮烈牺牲，终能洗一生之羞。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后，叶仰高的名字，镌刻在“浙军记功塔”上，名列第一，受到孙中山以及临时Z_F的拜祭。
　　
　　攻占天堡城后，革命军略感失望——虽然占据制高点，但许多重炮都在激烈的争战中损坏，惟剩一门德国山炮可用。
　　
　　这时候，新军九镇神炮手于魁派上用场。他调校炮口，连射几十炮，弹无虚发，把富贵山炮台轰上天。哭爹喊娘声中，清军的江防营炮兵溃逃而去。这位于魁，曾在秋操竞赛中与德国神炮手交过手，比试中拨得头筹。
　　
　　不久，从上海运到的24生大炮，被联军放于南京近郊的藤子树高地，向城内清军主要军事据点不停猛轰。
　　
　　如此巨炮，响彻云天，清军从精神上完全丧失斗志。
　　
　　见大势已去，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向联军乞和。
　　
　　由于清方对交出张勋的条件不置可否，革命军没有停止攻城。南京，终于在12月2日得以光复。
　　
　　张人骏、铁良逃入泊于长江之上的日本军舰上避难；张勋率两千残卒出汉西门狼狈而逃。
　　
　　联军一路蹑杀，直追到临淮关才止步，获缴白银十多万及无数辎重。
　　
　　张勋等残兵败将脚下生风，一直跑到徐州才敢停下喘口气。
　　
　　
　　
　　锣鼓声声催人忙——和战皆是戏
　　
　　南京虽然被革命党人攻下，十几个省份宣布了独立，但全国大局的主动权，仍然在袁世凯手中。
　　
　　一方面，他想保留“武昌”的火种养敌自重；另一方面，他很想先剿平晋陕两省，图个北方的后院安宁。
　　
　　继第一次停战三日期满后，袁世凯在北京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决定再继续停战15日，并准备派出唐绍仪（时任清廷邮传大臣）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
　　
　　12月11日，唐绍仪到达汉口。但民军一方推出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芒不肯赴鄂，坚持把和谈地点设在上海。
　　
　　武昌的黎元洪拗不过，只得礼送唐绍仪去上海议和。
　　
　　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地域观念严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谭人凤语）。即使是当时独立的各省，皆有明显的割剧倾向。所以，上海光复后，就一直与武昌争夺“中央”名义权。
　　
　　由于武昌是首义之区，黎元洪一直在心理上以临时“中央”Z_F自居，并在11月9日通知独立各省派人到武昌开会。
　　
　　仅过三天，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准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摹仿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十州会议”的形式，要各省派人到上海共筹临时Z_F。
　　
　　特别是陈其美，他本人是同盟会会员，基于山头主义的考量，他当然不希望武昌的“中央Z_F”成为现实。于是，在广泛联系江浙立宪派、党人以及旧官僚的基础上，以陈其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上海集团”。
　　
　　即便如此，武昌起义，天下共知，上海如果另打一面旗，毕竟不能服人。于是，陈其美就暂先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Z_F”（鄂军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同时，他企图在湖北设Z_F，在上海设议会。如此，先与武昌平分秋色，然后在牵制武昌的基础上，把政权重心逐步牵向上海。
　　
　　黎元洪在清朝的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傻。11月20日，他申告各省都督，提出在大局粗定的基础上，让各省派人来武昌，拟议建立中央Z_F。
　　
　　也就是说，黎元洪想先下手为强，在湖北带头搭起中央Z_F的架子。
　　
　　由于当时黄兴本人也在武汉，上海集团不得不窝了口气表示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
　　
　　人算不如天算。黎元洪正得意时，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连他本人也匆忙狼狈逃离都督府。不久，江浙联军攻陷南京，形势为之大变。
　　
　　12月4日，沪、江、浙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准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Z_F。
　　
　　此议一出，湖北方面大哗。对于黄兴当大元帅，武昌集团自然非常不服气，苏浙联军的军官，也有不少人反对“常败将军”担任如此要职。
　　
　　从黄兴本人讲，得知孙中山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当时就不准备去当什么“大元帅”。老孙已在路上，黄兴恐怕自己的抢先一步，会造成同盟会的内部分裂。为此，他对身边同志推诚布公，表示说革命党人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窝里反，应该引以为戒，精诚团结。
　　
　　黄兴这个人，“革命”运气一直不好，但他个人品德方面，远在当时诸人之上，诚为一代磊落伟人。
　　
　　于是，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后，就把原先的“决议”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
　　
　　得知这一结果，黎元洪非常高兴。但他还没有傻到离开自己老巢湖北远去南京当“大元帅”的地步。假模假式谦让一番过后，他“委托”副元帅黄兴在南京代他行权，让这位老实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带的乱摊子。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对未来民国的“大总统”的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不拉叽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心里那个气，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老袁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这个安徽人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袁叫干啥就干啥。
　　
　　正是因为在武汉结下的梁子，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月8日下午3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
　　
　　出狱后，汪精卫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老袁，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
　　
　　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
　　
　　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于心。
　　
　　12月6日，倒霉蛋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
　　
　　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老袁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月7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
　　
　　到12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M_Z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M_Z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鬼欢宴，大叙乡情（唐为广东香山人，伍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13年的同级留美学生，他们本来就是老相识）。
　　
　　作为背后实际操纵者，袁世凯在北京遥控着一切。
　　
　　对于清廷权贵和满朝的老臣子，袁世凯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他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要拼命死保清朝皇统，以报国恩。同时，他大讲南军之盛，说对方兵精饷足，力量强大，不停吓唬周围的满清贵族，并对庆亲王奕劻讲：“谈不拢，我们就与南军打（先表忠心），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连南方‘ 优待清军’那一条都得不到，那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吓唬庆王，庆王转身就去吓唬隆裕太后。
　　
　　于是，清廷只得同意唐绍仪电奏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的要求。
　　实际上，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草约五条，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确立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没好意思明点袁世凯的大名）。
　　
　　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实的轨道上进行。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扰了老袁有条不紊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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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llbill    时间: 2008-7-31 06:56
　　别人洒血我摘“桃”——孙中山归来
　　
　　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先生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正在美国哈佛的华人餐馆端盘子。（这是历史大家顾德刚考证而出，非大王本人杜撰）。
　　
　　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孙中山这个人，运气确实好，连死都死得是时候。他死于1925年，时年59岁。我们假设（历史没有假设），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前，或是稍晚死于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日后国共两党都对他大表尊敬的历史地位。
　　
　　我们抛开李敖大师的愤激言论的偏见（他与国民党深仇大恨，主要因为入狱数年而结，故而此老对老国民党一直有“剖棺戮尸”之举），仔细探实孙中山的早年经历，可以发现，在得到黄兴支持之前，孙中山革命道路很不顺利。在国内，只有会党支持；在国外，只有部分华侨给钱。与黄兴联手后，同盟会成立，他才有了极大的腾挪空间。
　　
　　
　　纵观孙中山一生矜诩的“十次革命”，他只有一次亲历战阵。自1895年至1911年的十六年间，老孙都是在国外遥控“革命”，专心致志地找钱，而对于中国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体指导，几乎没有。反观黄兴，亲自领导了八次起义。特别是1911年初夏的广州之役，连他十八岁的儿子也被他带到起义现场，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穿笔挺西服，头戴博士帽，一脸笔容地走下海轮的舷梯。
　　
　　掌声响起来，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当人群中有记者高问他，是否带来一笔“巨款”支援革命时，老孙踌躇满志地回答：
　　
　　“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群众”们仍旧鼓掌，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趣、风度十分倾倒。
　　
　　欢笑声中，惟独一些同盟会老会员心中发沉：“总理”仍旧如斯，大言故态不改。
　　
　　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有16票赞成，拥举革命大腕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其中一张反对票，竟然是同盟会老人谭人凤。作为湖南代表，他把票投给了黄兴。
　　
　　1912年1月1日，南京礼炮轰鸣，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就任后，表面看上去，南京Z_F一派新气象。实际上，危机重重。
　　
　　
　　黄兴负责临时Z_F人事安排。他不久前刚从湖北大败而走，故而对武昌集团诸人，心有怨恨，结果导致他在人事安排上严重失当——Z_F总长级人物，竟没有一个武昌首义之人入选。只有汤化龙一人，得了个陆军部秘书长一职（而汤本人在阳夏大败后离鄂赴沪，被武昌集团视为“逃兵”）。次长级倒有五个湖北人，王鸿猷、居正、汤芗铭、魏宸组、蒋作宾，但这几个人，无一人是首义功臣，多为留日学生出身。
　　
　　按常理，在首义中劳苦功高、名声又响的孙武，怎么也能捞个次长当当吧。孙武本人，还特意去了趟南京“跑官”，结果空手而归。
　　悻悻之余，在黎元洪的怂恿下，孙武等人四处张言南京Z_F是由败将逃官所把持，任人惟亲。于是，他跑去上海，与鄂籍人士及一大批失意政客串连，组成了“民社”。
　　
　　孙武自任副社长，推黎元洪为社长。由此，黎元洪一个军头，也拥有了与南京临时Z_F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
　　
　　1912年1月9日，武昌的黎元洪电告南京Z_F，坚请以铁血十八星旗为“国旗”。经反复磋商后，南京临时Z_F以及“上海集团”作出让步，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
　　
　　所以，中华民国的最早国旗，并非人们想当然的青天白日旗。
　　
　　黎元洪本人并不出面，凡事皆由孙武等人操办，最大限度地垄断湖北一切利权，联袁（世凯）拒孙（中山）。同时，黎元洪马不停蹄，借“北伐”为名，大肆扩军，把湖北军队扩至八镇，以自己亲信作干将，暗中延展个人势力。
　　
　　由于当时西方各国Z_F根本不看好孙中山和南京临时Z_F，都拒绝贷款给新Z_F。
　　
　　据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20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这可怜的南京Z_F真是贫到骨里。
　　
　　恰恰在孙中山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枝头上挂满了诱人的支票薄。
　　
　　为了及时争取更大限度获取长江中下游地区利益，日本人出奇地“积极”和“主动”。
　　
　　在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的撮合下，孙中山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准备向日本方面贷款。
　　
　　2月2日，以500万日元为数额，孙中山以“中华民国Z_F”名义与三井株式会社正式签约。
　　
　　消息传出后，国内舆论大哗，民众极其愤慨，使得孙中山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孙、黄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Z_F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为表愤慨，张謇辞去实业总长的职务。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闻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电斥道：“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此区（汉冶萍）而不之畀，（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满清遗孽亦当笑人矣！”
　　
　　他要求南京方面取消协议，并声言要把参与对日本协议有关的盛宣怀等人（其实暗指孙黄）“判处死刑”。
　　
　　捅了如此大马蜂窝，孙中山张惶，电告盛宣怀赶紧取消与日本公司的协议。
　　
　　没过多久，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Z_F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Z_F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札有效期50年。
　　
　　如此巨大利益出卖，最终因南京Z_F的解散而未成事实。
　　
　　仔细爬梳民国史料，可以发现，其实在日后，孙中山最让人诟病的、对日本的“依靠”，还不是上述两件事，而是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割让满洲”贷款。
　　
　　这一历史秘事，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日本三井财团档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为了取得日本的贷款，在1912年2月3号与日人商谈汉冶萍公司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就和日本三井物产管理人员森恪等人密议，主动提出把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以换取日本方面以金钱援助中国的“革命派”。
　　
　　当时在场人士，除孙中山、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以外，还有胡汉民（黄兴当时生病）。
　　
　　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Z_F能在2月8号前把1000万日元贷款划拨到位，孙中山保证断绝与袁世凯的和谈，由他本人或派黄兴到东京，与日本Z_F缔结“出租”满洲的协议。
　　
　　会议过后，孙中山在2月5日、6日两次急电森恪，催促力成此事，并说南京方面为此已经把与袁世凯媾和的日期延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9日前答复。
　　
　　日本Z_F出于慎重，一直迟迟未复。
　　
　　2月12日，南北议和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公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就连藤井升三这位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日本人，也痛心疾首说：
　　“孙中山为从日本得到援助资金，作为代价同意日本租借满洲，对中国的主权来说，是要担当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即使孙中山从日本手里得到1000万日元的贷款，停止与袁世凯的和谈，以武力打垮清朝势力，完成国内统一，作为其代价的日本对满洲的租借，必将成为引起国内外纠纷的原因，给新生的中华民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说，‘租借满洲’贷款或叫‘割让满洲贷款’，是一笔危险的交易。”
　　
　　后来，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念念不忘日本，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利益，一直主张“联日抗袁”。
　　
　　1914年5月11日，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过密函；1915年3月14日，他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过密信；同年4月，他还与日本方面订有15条密约――所有这些密件，均在二战后被美国驻日盟军总部曝光，他们在清理日本Z_F档案中查出了密件的原件。
　　所以，1915年5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国内人心大愤之时，惟独孙中山默无一言。这是因为，老孙暗中与日本人的密议，远远超出《二十一条》的内容。
　　
　　其实，在对日态度上，袁世凯从在朝鲜起就和日本人过过狠招，双方大有过节，且他本人内心中一直对日本人恨入骨髓。当大总统后，袁世凯是在被迫情况下与日本人签订，以至于他临死都念念不忘与日本人的仇怨。而孙中山呢，在对日态度上，则一直主动积极，一厢情愿。
　　
　　正确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抛却他们头上的“光环”，才能清晰、全面、辩证地审度当时彼地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里，我们被教科书简化了脑袋的国人，可能不少人会茫然发问：日本人干吗支持孙中山，他们直接支持袁世凯不就得了？老袁日后，不也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了吗？
　　
　　理由很简单，当时的袁世凯，手握数十万人强马壮枪精的北洋军。如果他迅速统一中国，这个国家会迅速强大起来，强大到日本人会心中害怕。如此一来，东方睡狮摇头，小日本那条软蚕再不能在东亚耀武炫威。而孙中山呢，一直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这种松垮联邦形式在中国，肯定造成各省割据的事实，反而正是日本希望看到的局面。
　　
　　至于后来袁世凯得势后，日本人与他做交易的细节、互相利用的关系、以及老袁缺钱少饷的苦衷，读者可参看前几年的公开出版物《袁氏当国》（作者唐德刚），笔者不想在此展开细说。
　　
　　
　　我想详细加以介绍的，就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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